现代性问题彰显于欧洲启蒙，在康德那著名的启蒙定义之前，启蒙的核心理念—“独立思考”已经经过许多思想家的讨论。Enlightenment/éclaircissement，这个概念中光的比喻来源于洛克，虽然洛克没有明确提到启蒙，但是他将人类的理解（understanding）比喻成光，从而光所照亮的范围就是理解力的界限。在《人类理解论》中他说：
“如果我们能发现出，理解的视线能达到多远，它的能力在什么范围内可以达到确实性，并且在什么情形下它只能臆度，只能猜想——我们或者会安心于我们在现在境地内所能达到的事理……我们心中所燃的蜡烛已经足够明亮可以用我们使用了。我们用这盏灯光所得的发现就应该使我们满意。”
这个表述深刻的影响了之后的启蒙哲学家。例如卢梭在《艺术和科学的道德作用》中谈到：
“看一个人从一无所有努力提升自己，是一场高贵、美丽的演出；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驱散所有他天生就被笼罩的厚重云层；不断地向上爬；即使在天国也遨游在思想中；就如太阳一样，用巨大的步伐拥抱广阔的宇宙；并且，返回到他自己仍然是更伟大和更美妙的，在那里研究人并且去了解他自己的本性、责任、目的。我们在最近的几代人上，已经看见了这些奇迹的复兴”
需要指出，洛克认为的理性之光是一种烛光，而不是照耀万物的日光。他将日光与烛光喻为上帝与人类理性的关系，人可以满足于利用烛光所得的发现。该表述使我们可以体会启蒙观念的源头与基督教神学的亲密联系。另一方面，卢梭继承了将人类理性形容为“光”的比喻，但卢梭认为的理性之光已经足以“如太阳一样”了，并且可以驱散厚重云层，而“返回自己”成为“更伟大”和“更美妙”的事，而这即彰显了的启蒙哲学相对于基督教神学的转向。
虽然启蒙运动之后，宗教从公共事务中逐渐退场成为一个公认现象。但在思维逻辑上，对宗教本身的批判既不是启蒙的目的，也不是关于启蒙的全部内容。思想层面的启蒙运动其主旨就如洛克和卢梭的比喻那样，即发现人自身的理性在认识上的能力与可能性。尽管中世纪以来的神学已经展示了理性在朝向上帝的方向可以远及何处，但启蒙思想家们更倾向于关心理性对于自身以及自然的认识。
这个人与自然在洛克的表述中仍是“受造的”，而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后，人与自然则逐渐成为了一个机械的、分子化的概念。启蒙，即是运用理性发掘人类自身的能力，从而摆脱 “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而启蒙的主要对手就是“迷信”和“愚昧”。如伏尔泰认为批判宗教的目的在于将宗教中迷信的部分剔除出去，他对《圣经》中所载的神迹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坚持上帝和基督教在维持社会道德中的必要性。此外，1783年《柏林月刊》刊登的署名为犹翰·奥古斯特·伊伯哈特（Johann August Eberhard，1739—1809）关于“什么是启蒙？”的主旨文章中，他认为破除迷信的方式是考察、揭露传言的源头以及传播方式，目的则是将“虔诚基督徒的心从非基督教的恐惧中释放出来。”这符合“启蒙之友协会”的准则，即破除迷信的主要方式之一便是揭露迷信事例，引导人们使用理性。 而狄德罗认为基督教就是迷信。迷信者的上帝是一个臆测的东西。
这种对于宗教态度区别，可以得见启蒙的目的并不是对针对宗教思想的批判，而是对于迷信的批判。对宗教持如何态度，取决于在诸派别思想家的体系中宗教与迷信是何种关系。可见宗教的世俗化作为现代化的结果之一，是通过对迷信的批判而建立起来的。如韦伯认为西方文明史是理性化与“祛魅”的历史。摆脱迷信即是祛魅的内容，即杜绝“迷信”以任何形式出现，并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或行为运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迷信与现代性关系。
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往往被看做中国的启蒙运动，德赛二先生所代表的“民主”与“科学”，与“封建”和“迷信”成为对立概念，由“民主”替换“封建”旨在于摧毁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政治制度，由“科学”取代“迷信”即从整体上否定自古以来的各种传统宗教。“科学”已经不是洋务时期所指的“夷技”，而是适用于普遍人类的一种全新的科学思维方式，将“宗教”与“迷信”直接等同，这种思维模式使得我们发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欧洲启蒙的把握和继承很可能并不全面。当然，要求他们全盘的掌握启蒙运动的全貌未免处于后见之明，即使在当代关于启蒙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所谓全面地理解启蒙可能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本文则意在于指出欧洲启蒙运动和中国启蒙之间的区别，即中国的启蒙运动是欧洲部分启蒙思想的延续。由此，我们则可以反思新文化运动时对于将“宗教”等同于“迷信”的思想根源，以及“迷信”话语在非基运动以及非宗教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以后，宗教活动以各种方式复苏，同时也伴随着新一代学人对自身传统以及西方文化更加深入的认识与了解。这使得学界开始重新评估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影响。重新审视宗教与迷信的关系成为当代宗教研究的理论基础。“迷信”则成为了当代中国学者构建宗教思想体系的关键参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