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扶贫政策实施有助于公共价值的实现，是国家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基于健康风险与贫困的关系，健康扶贫政策主要通过减少贫困人口的疾病发生率，即降低贫困人口的健康风险概率来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综合来看，健康扶贫的作用机制可以概括为政策体系视角、经济发展视角以及可行能力视角三个方面。
从宏观政策视角来看，以王培安、陈成文等为代表的学者主要从贫困人口的主导型需求出发来建构健康扶贫工程的政策体系。学者通过对习近平健康扶贫观的解读，认为提升健康扶贫政策与疾病型农村贫困人口的健康需求契合度，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关键环节 。基于当前贫困人口“”“看病难”、“看病贵”、“易生病”的就诊困境，王培安（2016）将健康扶贫工程的主要目标概括为让贫困人口“看得好病”、“方便看病”、“看得上病”、“少生病”四个方面 ，分别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医疗服务均等化、医疗保障水平提升、公共卫生服务的精准供给给出了政策设计意见。学者认为，医疗保障制度、医疗服务能力、医疗机构网络和公共卫生体系是健康扶贫的核心内容，只有从这四个方面综合施策，才能有效破解贫困人口的健康脆弱性 。
从微观经济视角来看，以张仲芳、仇雨临等为代表的学者则基于贫困人口的在就诊过程中的经济脆弱性，认为多重医疗保障体系应当在健康扶贫中扮演重要角色 ，综合医疗保障体系在健康扶贫过程中的反贫困效果是学者重点研究的对象。杨娟（2018）发现我国推行医疗保险全覆盖，对于抑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具有良好的政策效应。综合医疗保障体系经历了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为主要内容的“三重医疗保障” 到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医疗扶助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四重医疗保障”的层次拓展，学者认为应当医疗保障的报销比例和补偿方案应当进一步向贫困人口倾斜，强调医疗保障制度的反贫困效果。而鲍震宇、赵元凤（2018）则提出相反的观点，基于CHARLS数据2015的处理结果表明，住院统筹保险可使农民居民贫困发生率降低5%-7%，门诊统筹保险目前不具备减贫作用，多重医疗保障虽然具有减贫效果但结果尚不稳健 。陶纪坤、金辉（2017）以江西省委调研对象，认为新农合制度虽然在反贫困工作中作用显著，但是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并从医保靶向瞄准、完善补偿方式等方面提出路径优化方案。
从可行能力视角来看，以王三秀、刘亚孔（2018）、徐小言、钟仁耀（2019）为代表的学者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角，认为疾病致贫不仅仅是因为贫困人口的经济脆弱性，更重要是贫困人口健康能力的剥夺，主张将医疗负担缓解与健康能力的提升相结合 。方劲（2011）首次将可行能力理论用作中国农村扶贫的理论依据 。就健康扶贫而言，根据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健康贫困是对贫困户健康可行能力的剥夺，健康扶贫工程的政策目标可以理解为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制度安排实现贫困户健康自由的过程。摆脱健康贫困不仅需要对贫困户就诊费用的补偿（经济因素），其他可行能力的提升即优质服务的获得、公共机构的可及以及健康素养等能力的满足也同样重要。学者提出以健康参与能力、疾病应对能力、健康保障能力为核心内容的健康可行能力理论，强调从初级卫生保健、医疗保险救助、农户内生发展动力三个层面出发 ，提升贫困人口的健康可行能力，重构更加全面、更加系统的健康扶贫政策目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