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主张从异化劳动向非异化劳动的复归，非但没有彻底清算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反而“使他的理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辩证顶峰”（鲍德里亚，2005:33）。政治经济学的辩证特性就在于其核心概念的自我生产和自我批判。客观说来，历史上并不预先存在着“劳动”这种人类活动，它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逻辑后天建构出来的，商品逻辑不是简单地提出“劳动”这个新名词，而是同时建构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异化劳动和非异化劳动等围绕劳动而搭建起来的对立性范畴及其辩证体系。从社会领域的异化劳动退回到前社会的、反映个人与自然本真关系的非异化劳动，其实依旧保留了“劳动”这个将自然设定为客体、将个人设定为主体的二元结构。这正是商品交换正常运行所必须的社会结构。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的劳动主体思想，不过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掩盖了商品交换的等价逻辑。

（一）鲍德里亚认为，在近代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那里，其实存在着两个不同层面的“自然”，其一是作为“自由与总体性的隐喻”的大写自然；其二是作为劳动对象，被奴役、被支配的自然界（鲍德里亚，2005:39）。而后者的合法性来源于前者，即人对自然进行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自然本身的意志，显然这是将自然主体化、人格化和神秘化的唯心主义。鲍德里亚承认，马克思的确打破了唯心主义的自然观，但是他仍旧局限于第二个层面的“自然主义观点”：“产品的最终有用性在于满足需要；自然的最终有用性在于劳动对它的改造。”（鲍德里亚，2005:39-40）马克思以“有用性”的名义将人类确立为自然的主体，把满足人类的需要归结为自然和劳动的目的。

这么一来，需要就成为了人类支配自然的行动逻辑。可问题是，这真的符合历史上一切人类的认知和心理吗？鲍德里亚首先借助莫斯的人类学研究提出质疑。莫斯的着眼点是原始社会的“夸富宴”。（莫斯，2002:7）夸富宴不是攫取财富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而是竞相攀比地毁坏财物以彰显部族的名声和荣誉。如何解释原始部落中的浪费行为？鲍德里亚紧接着诉诸巴塔耶用以解释夸富宴的、以“耗费”为中心的人类行动逻辑：“一个有机体随意支配的能量资源远远超过了维持生命之所需……这样一个生物原理要求生命的化合实践——这个生命要求某种能量耗费——应该获得和创造出剩余物。”（汪民安编，2003:150）在巴塔耶看来，原始社会的人们从一开始就是丰裕充沛、向外流溢的，它不需要诉诸大自然来维持生计，反而将他自己剩余的能量灌注到大自然当中。这个观点明显充满诗性的、艺术的想象，鲍德里亚指出这只是为了同传统的匮乏逻辑形成对照，并且认为这两种行动逻辑的起点都是前反思的：“实际上，‘物质丰盛的社会’与‘物质匮乏的社会’并不存在……不管是哪种社会……都既确立在结构性过剩也确立在结构性匮乏的基础上。”（鲍德里亚，2014:37）也就是说，每种社会形态都有其独特的编码形式，依据这一编码形式，某些阶层会出现财富过剩，某些阶层则出现财富匮乏，社会行动的逻辑不能概然地依据其中一种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