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指得是中国的从宋代开始的儒释道三家合成的学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解释说，“新儒家”这个名词是一个新造的西洋名词，与中国的“道学”是相同的。“因此，新儒学的开端虽然可以上溯到韩愈、李翱，可是它的思想系统直到十一世纪才明确地形成。这已经是宋代（960—1279）最繁荣的年代了。宋朝是唐朝灭亡后经过了一段混乱分裂时期而重新统一中国的。”[323]他所说的新儒家就是新儒学。值得说明的是，在表达方面略有差别，一般将中国儒学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为先秦儒学，第二代是从宋代起到十九世纪的“新儒学”，第三代为二十世纪以来的新儒学也称为新儒家。为统一起见，我们在本文中统一使用“新儒学”的名称来称呼宋代起到十九世纪的儒学。杜维明所说的“儒学第二期”也就是从宋代开始的新儒学。“从宋代开始，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因而形成了从宋到明清的第二期的发展，并从某一角度成为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内核（“东亚文明的体现”）”从汉代“独尊儒术”开始，儒学就成国家的官方学说。在经历几百年的分裂之后，公元622年唐太宗重建科举考试，以儒学经典为教课，代表着儒学重回国家官方学说的地位。但是佛教传入对儒学的冲击相当严重，儒学则应对来自佛学的挑战，最有代表性的是韩愈与李翱的“道统”思想主张传承儒学。新儒学从宋代形成，到二程开始分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学派。朱熹（1130—1200）出生时他的精神导师程颐其实已经去世22年了。直到元仁宗于1313年以朱熹注的“四书”为国家考证主题，以朱注为国家标准注释。这标志着宋明理学即新儒学成为官方学说。从宋代到明清的700余年，新儒学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流思想，远超过历史上的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这种学说为什么能成为主要官方学说？冯友兰有过一个解释：“儒家在汉朝获得统治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成功地将精深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朱熹就是儒家在这两个方面的杰出代表。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此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决不是偶然的。”[344]当然具有精深思想其实是宋代新儒学的根本特色，这种精神思想表现于他们的理论文字，形成了时代话语。我们将这种时代话语转型总结为：其一是“谈理至精”就是冯友兰所说“精深的思想”。第二是“宋人好议论”，议论是说理，所以是宋人好说理，这也是理学的基本特性。则决定了他们对宋代文书话语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一个理性思维的时代的降临，一个新纪元的开端。这个时代所推崇的先是韩愈等人所提出的“道统”，继而转向宋儒们的“至理”，社会风气流行议论，官员与文吏重议论事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寄乎时序”，所以文书话语的变化是必然的。

什么是理学家的“理”？

朱熹《论语集注·为政》第四章注引胡寅语：“本心莹然，随所意欲，莫非至理。”第二十一章注“要之至理亦不外是”，《述而》第六章注：“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

至理就是最高的道理，具体的事物也成为了理，是所谓的众理，以后从众理中发展出至理。最后是无外不说理，所谓的六艺直到天下万物万事，无不是至理。理学观念无可避免地进入了对社会思想极为敏感的文书公文的领域。

中国文书早在上古文献中就开出现。商代甲骨卜辞，《尚书》就是中国文书之始，《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汤誓、太诰、康诰，召诰等主要文本都是帝王文书。足以证明中国文书起源起于“六经”，尤其是“书经”。六经是儒家经典，孔子删定六经，所以古代文书话语中已经可以看出先秦儒学的内在影响。但是也要看到，先秦儒学并没有国家学说的地位，所以古代文书中的先秦天道、黄老学说、老庄文风的影响仍然存在。这一情况继续到汉代，文书制度与文书话语至秦汉时期初见规模，表现为固定的程式和专门用语；君臣文种划分开琮、皇帝的玺印制度、避讳制度、抬头制度已经具备，皇帝专用文种包括诏书、制书、策书、戒书，臣民上书专用文种包括奏、议、章、表，而官府往来文书则使用书、檄、传、记等。这时文书经典中的主流话语应当是儒学话语，表现出儒学“礼”的尊卑有序的思想。这当然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但魏晋时期的思想动乱与唐代佛学思想的活跃，都使得文书话话语是相当复杂多样的。从《文心雕龙》所列出的30余种文体，特别是“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全都是文书文体论的重篇目。其中所表达出的并不完全是儒学思想。所以王元化评论刘勰时说：“他恪守儒家古文学派立场反对浮华文风，却不得不与玄佛合流的统治思潮沆瀣一气。”[17]佛学在唐代的地位虽然也经历了浮沉与波折，但是从朝廷到士人和民间信佛风气盛行。所以唐代文书中也可以看到佛教经文的痕迹。

但是宋代文书为之一变，新儒学思想观念逐渐在强化起来。唐宋各大家的散文中相当大的成分其实是文书作品，主要是政论、史论、奏议、书序、杂说等。经学家与新儒学学者们相当多的是文书写作的主体，他们的文体改变了传统文书就事论事，没有理论深度，以公文化的俗套语为主的书写，注重理性思维，议论国家大事与朝政社会问题，探讨理论原则，成为时代文书写作的主流。其中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劄子》（1068）是一篇代表作，“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近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这个劄子原本是被皇帝询问时政的奏议，作者当时没有回答，却又不甘寂寞，就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书，来阐明自己的主张。这个劄子充分展示了宋代文书写作的基本特征，以理性分析为主，从社会生活现象上升到理论议论，思理严密而叙事清楚。在批评时政时并不只是就事论事，而是理学家式的分析，“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王安石最感不满的是皇帝只关心世俗，而没有“议论”，只是因任自然，而不能有“精神之运”。议论与精神之运是宋代新儒学的思维方式表达，他们通过议论来切磋商讨，深化理论观念。这种“文以载道”的文书书写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文书吏，显示出新儒学的行文风格。

理学议论之风深入文书各类文体，包括皇帝专用文书、大臣上奏文书、官府下行文书、上行文书以及平行文书，其中大臣上奏文书中常使用的劄子是宋代广泛使用的上奏文书，臣僚上殿“每事辄具劄子进呈”（《宋史﹒范质传》记载）更是相当普遍具有议论事理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