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话语转型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为文之道，也就是为书写的本体论的转变。所谓本体论，黑格尔有一个解释：“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是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学说。”这样，文书学的本体论就是关于文书的本质是什么？而文书在中国来说历来是属于广义的“文”，如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陆机《文赋》中的“文”都包括文书。所以文书的本质也就是“文”的本质，文书的本体论也就是“文”的本体论。宋代文书中，道统与至理的观念逐渐成为对文书本质的认识，也就形成了其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就是实现“文以载道”与理学家谈理至精的原则。

宋代新儒学与汉代经学家和隋唐经学家们不同，他们都讲以道统为核心的经世之学，但是宋之前仍然停留于学术上，而理学家们则将自己的学术推进到社会政治生活之中。通过文书来上奏当然是重要手段。他们的文书以道统与至理为中心，有相当高的理论价值。而且析理深入，议论明快，言语活泼而剀切，成宋代文书的标本。有了这些理学大师们的文书文本作为榜样，官府文吏自然上行下效，于是文书写作中“谈理至精”与“好议论”蔚然成风，汉唐时期文牍的朴实到简陋的文书当然不再是社会推崇的对象，被这些议论文章所取代。

理学家们的奏议相当多，理学大家程颢的表疏《上殿劄子》中说：“臣伏谓：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晓然趋道之正。”除了申明新儒学的“大道”之外，又提议：“伏愿陛下：礼命老成贤儒，不必劳以职事，俾日亲便座，讲论道义，以辅詎圣德。”

范仲淹曾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如“明默涉”“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摇役” 等 ，都切中时弊，仁宗“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 （《宋元学案﹒高平学案》）。这就是有名的“庆历新政”。新政后来虽未成功，但却显示了他们“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付诸实施，这与空谈性理者并不相同。

二程的程颐更是一位频繁向皇帝上书的文书学家，他比哥哥文章更多，先后向几位皇帝上书，还代人写奏议，大谈“理道”，长篇大论，短则几千字长者近万字。向君主淋漓尽致地陈述理学思想，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了宋代上奏议群臣中的翘楚。他的《上仁宗皇帝书》（神佑二年）等名篇流传更广，显然他说理的方法比程颢更高明。他先称颂仁宗“明圣在上，其仁如天”。然后标榜自己：“臣所学者，天下大中之道也。”更为高明之处在于，他行文相当谨慎，言及国家形势时称：“臣请议天下之事，不识陛下以今天下为安乎？危乎？治乎？乱乎？”先试探皇帝的口气，然后才说出自己的看法。“方今之势，诚何异於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这样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才从天下安危进入他的主要论点：王道之本在于仁。赞扬仁宗之仁是尧舜之仁，却又慨叹“天下未治者，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暗示仁宗之治并未能达到仁政的地步。但是如何实现这种仁政呢？他与程颢一样，提出所谓治天下必须得贤。而言下之意，这个大贤不是别人，正是自己。“臣睚识事以来，思为国家尽死，未得其路尔。则臣进见，宜无疑也。”

这种奏议的话语虽然有自我吹嘘之嫌，但是其中仍有然有相当深刻的理学议论，与唐宋散文家的文章异趣，也不同于欧阳修等革新派的古文文风。这些理学家及当时理学家追随者的文章中，以道统的正统传人自居，在公文性的奏议中引入对“道”“理”、“仁”“义”“气”等孔孟思想概念，结合时政，以理学观念来深入探讨当时的社会弊病，代表宋代公文书写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