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discourse）在中国学术界至少被广泛地运用于语言学、哲学、思想史和文艺研究等领域。其根源出自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所涉及的话语、权力与知识之间相互关系的话语观念。对福柯来说，话语由符号组成，但其功能又大于或多于这些符号，因而是超越单纯语言学概念的多元、综合的意识形态实践。在其《话语的秩序》一文中，福柯认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都受到一定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编排，以消除话语中的力量和危险。这些程序构成约束话语的外部规则；另外，约束话语的还有话语的内部规则和话语主体的使用规则。福柯将话语与权力相联系，使英国文化学者斯图尔特·霍尔注意到一种重大的“话语转向”。正是这种话语转向引发了当今社会各界热议的“话语权”（power of discourse）和“软实力”（soft power）的话题，且已深入到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促使话语分析登堂入室，并成为跨学科显学。正如施旭所言，“话语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下的具体语言交际事件”。简单说，话语即“实际生活中的语言活动，”而其中的实际生活指的是语言活动的社会、文化或历史“语境”。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作为一个学术术语是由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首创。Harris指出：“语言不是在零散的词或句子中发生的，而是在连续的话语中”。后经荷兰和英国语言学家梵·迪克（van Dijk）与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丰富与发展，话语分析既作为研究方法又充当理论框架被应用于政治话语、新闻文本及日常言语等多种话语形式的分析与探讨之中。李敬认为，话语分析可分为描述性和批判性两类：前者（discourse analysis，DA）侧重于话语文本内容和结构的分析，而相对忽略对文本社会意义的关注；后者（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超越文本，通过考察社会实践和话语语境来分析话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与权利关系。因此，话语分析的目标和焦点就是通过分析话语、篇章和语境之间的互动交织关系，厘清话语与现实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并解释话语或篇章字里行间的隐含意义。当然，除了DA和CDA外，还有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CA）和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feminist post-structuralist discourse analysis，FPDA）。无论对哪种形式进行话语分析，对福柯而言，都是“某种方式的权力分析，”因为“任何社会都会通过其机构、机制或政治方式，严格控制话语权，以确保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不可以说”。很明显，话语分析中的话语是与权力和语境紧密联系的文化话语。

文化话语研究“是指一套以言语使用为核心的跨学科、跨文化、跨历史，既情系中华、又放眼世界的研究体系”。此处的话语是指人们在诸如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特定语境，运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所进行的社会实践。其研究范畴包括交际主体、言语形式与内容、交际者的社交关系、媒介交际目的、以及交际结果。作为其明确无误的使命，文化话语研究（1）揭示、消除民族、文化不平等的话语策略，特别关注被边缘化的民族与文化；（2）推动人类话语学术的文化多元对话与批评；（3）发掘、创造、传播能够引导各民族和不同文化走向和谐与繁荣的话语策略。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创造出和平共处、交流共鉴的一系列规则，形成超越国家和民族的世界性文明。这也是中国当代话语研究理应遵循的双向对话式跨文化交际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