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欧洲中心主义到亚洲中心性

Asante于1980年，首先提出“非洲中心性”（Afrocentricity）的概念，标志着一种全新治学范式的诞生。他主张纠正跨文化传播领域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而运用非洲自己的文化基础，建构非洲中心性。其非洲中心性涵盖五个特性：(1)对心理方位的兴趣；（2）致力寻找非洲人的主体性；（3）非洲文化要素的防御;（4）致力于对词语的提炼；及（5）致力于一种新的非洲叙事方式。只有体现上述特性，非洲研究才能真正探究以非洲现实、文化意象和民族利益为背景的非洲人主体社会实践与思想品质。Miike追随老师阿潵梯的脚步，提出了“亚洲中心性”（Asiacentricity）的传播范式。他认为亚洲传播必须以亚洲文化为理论源泉，在描述、解析和理解亚洲传播的前提和行为时，应将亚洲文化本身置于探索的中心，并尽量体现以下六点：（1）以亚洲人为主体和代理人；（2）以亚洲和亚洲人的集体利益和人文利益为中心；（3）在了解亚洲人思想行为时，以亚洲本土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为中心；（4）以亚洲的历史经验为根本；（5）对数据的处理以亚洲语境为导向；以及（6）对关于亚洲和亚洲人的错位言行进行亚洲伦理批判与矫正

如前文所述，话语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话语权”和“软实力”的理解与分析。因此，上述二位学者筚路蓝缕，通过对“非洲中心性”和“亚洲中心性”的探索与研究，在推动非洲和亚洲人民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桎梏，赢得自身“话语权”方面，为所有其他学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另外，他们成功地开创了构建非西方传播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从而为他们自己和其他学者日后的相关学术研究搭建了必备的话语平台。但是，任何基于具体民族或地区的理论，必然包含其固有的片面性。若将其作为理论框架，去分析其他地区或民族、特别是具有一般意义的传播现象时，必须谨慎地对待其“片面”的局限性。

2、本土传播理论构建的社会基础、理论原则与基本特征

国内外的华裔学者对“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两种提法正本清源。大家基本认同，前者侧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理论宝库，因而更家追求传播学理论本身的本土化，而后者则倾向于把国外传播学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因而更加关注于传播学理论在应用方面的本土化。更重要的是，上述学者在中华民族性质确定与国家身份认同、本土传播理论构建的原则方向和具体实践方面，均奉献出了各自的智慧，并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

首先，在宏观的学术层面，费孝通（1999）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中华民族性质的确定与国家身份的认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成为今天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石。基于该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除了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形成外，还从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的抗争中而来。中华民族的成员众多，因而形成多元的结构；占93.3%的汉族与6.7%的少数民族形成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因而整体上是一体的格局。作为中华文明传统的当代赋新与自觉传承，“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结构特点进行了宏观的概括，从理论上阐明了我国发展中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该理论使我们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认识和理解了中国“多族一国”与“美美与共”的新国家主义观点和当代中国话语品格及本土化路径。

其次，在本土传播理论构建的原则方向上，杜维明指出，各民族和文明之间应该平等交流思想、增进相互了解，达成跨文化共识，以创造出和平共处、交流共鉴的一系列规则，并形成一种世界性文明。徐峰和邵培仁认为，传播学在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西方化，因此，“传播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本土化，突破点是交叉化，目标是国际化”。当然，他们强调，最理想的学术生态是“自主、多元与平衡”。正如施旭多年来所呼吁的，国内学者应从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出发，有效结合东西方文化智慧，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话语研究体系，并创建开放式的中国跨文传播新理论和新方法体系。他进一步强调，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要根植本土、胸怀全球，通过话语研究文化多元对话，来实现学术创新，推动人类文化和谐发展。

最后，在本土传播理论构建的具体实践中，李彬和刘海龙研究发现，由于国内20世纪初应对国际时局和70适应改革开发的社会需求，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两次“西学东渐”，本土传播理论构建亦经历了三次“突进”。爆发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中国迎来马克思主义，也促成中国现代社会科学意义的传播学研究的发轫。1919-1921年，约翰·杜威（John Dewey）访华，从宏观政治哲学层面向中国介绍了传播的社会功能。1932年9-12月，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任教燕京大学，介绍了新闻对受众意识的影响、公众意见的形成原理以及政治传播。这被认为是传播学的第一次“西学东渐”（刘海龙，2014）。第二次由1982年施拉姆访华而引发。1982年5月，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与创始人之一，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应邀访问中国大陆“北上广”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并举办了一系列有关传播学奠基人、大众传媒与量化传播效果等讲座，掀起了国内新一轮传播学研究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