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统治文化，大儒们也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廉政思想。孔子在《论语·尧曰》中提到“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孟子·离娄下》中也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荀子·君道》篇中主张“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也提到了“廉”。“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可见，“清廉”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廉不但成为君子修道立德、修身立言的自我衡量标准，清廉与否也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统治者考量臣子的重要度量衡。

汉代通过“举孝廉”来选拔任用人才，达到选贤任能、佐治国家的目的。唐代更是开展了自上而下的崇尚廉政的风气，李世民对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唯有将人民身家性命放在心中，方可称得上是称职的君王，李世民藉由此开创了贞观之治，与其崇尚廉政、以民为本的思想密不可分。宋代包拯六十大寿时，就事先声明不收任何人的贺礼。皇帝赵祯怕包拯不收礼，就特地在礼盒上题诗到：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帝王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包拯拒收并在礼盒上回复一首诗：“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忌念叨功。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赵祯帝看到包拯的拒礼诗后，就赞叹到：“清廉者，当数包拯也。”周敦颐为后人熟知的《爱莲说》，与其廉洁的品质是分不开的。周敦颐为官从政时，躬行勤政廉洁，堪称儒家学者从政之典范。黄庭坚曾对周敦颐给予极高的评价。“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短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邀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明史·海瑞传》中说：“瑞无子。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赠太子太保，谥忠介。”海瑞刚直不阿、为民请命、廉洁俭朴的清官形象，深深地镌刻在了百姓的心中，受到百姓爱戴与传颂，以至民间流传着“千古清官，北有包拯，南有海瑞。”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重视廉政文化建设。随着党对廉政文化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文化理论体系。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专门写了“干部政策”一节，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建党以来党的干部工作的成功经验。制定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反对“任人唯亲”的不正派、不公道的作风，以巩固和壮大我们党的干部队伍。1949年3月,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关于执政党廉洁自律的理论与规定,体现了毛泽东律己为民的民主思想,也是民主监督思想的基础,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体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丰富，其重要特征体现了“综合治理”的精神。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制度层面解决和防止特权现象的论断。邓小平还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此，他提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是对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在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新时期，江泽民科学总结当今世界一些执政党兴衰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江泽民强调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在改革和发展进入战略机遇期和关键期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根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原则,重申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并强调指出要将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部分，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作出战略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