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近代思想家基本上都从私塾走出来，大都在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兴办“新学堂”，引入西学之前完成了早期教育。毋庸置疑，他们身上都有着浓厚的传统儒道法家的精神传统。中国的精神传统是一种多元合一的结合体：外王内圣。道教核心的老庄思想原本是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且在与其进行论战对抗中创立起来的，在文化磨合中，它成功进入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领域，成为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精神结构中的互补因素，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论依据。而这一点，近代思想家们依然从此文化之“模”中安身立命；再者，晚清以来，思想家崇佛、好佛是不争的事实，梁启超曾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中一言蔽之：“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近代学者从杨文会居士开始，指引授导了一大批佛学研究者，在各行业领域中活跃，大都推动或参与了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政治运动，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弘一法师也以师长身份对白马湖作家群的近佛起到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现代作家们如许地山、徐志摩、瞿秋白、柔石、郭沫若、郁达夫、庐隐、石评梅、废名、潘默华等就是直接在信佛的家庭里长大的，虽然他们不一定皈依佛教，然而童年时期的文化浸染影响，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其次，晚晴以来，尤其是借着“庚子赔款”的契机，基督教在中国建立了许多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1870）、登州文会馆（1879）、通州潞河书院（1886）、汇文大学（1890）、金陵大学（1887）、文华大学（1909）、东吴大学（1900，林乐知校董）、岭南大学（1886）、齐鲁大学（1904）、沪江大学、燕京大学（1916，合并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等四所教会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十几所，直至1930年以前的教会大学总数（包括天主教教会办的大学）比中国自主兴办的大学多1倍以上。这些学校为近代中国“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近代化之变迁提供了学习西方学校的现成模范；尤其带来西方大学的办学理念、模式和课程体系等，促使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现代大部分著名的作家，均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受教于基督教学校，与基督教团体有着关键性的交往。他们中直接出身于宗教家庭的作家有：穆木天（天主教家庭）、林语堂（福建龙溪基督教牧师家庭）、陈梦家（浙江上虞牧师家庭）等。接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作家有：许地山（燕京大学）、冰心（北京贝满女中、燕京大学）、庐隐（北京女子慕贞学院）、张资平（广东广益中西学堂）、郁达夫（杭州之江大学预科、惠兰中学）、徐志摩（上海浸信会学院──沪江大学前身）、林语堂（福建龙溪铭新小学、厦门寻源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周作人（日本立教大学──三一学院）、赵景深（安徽芜湖圣雅各小学）、陈梦家（燕京大学）、萧干（北京崇实学校、燕京大学）、施蛰存（杭州之江大学）、胡也频（福州基督教会中学）、余上沅（武昌文华书院）、熊佛西（汉口圣保罗中学）等。通过《圣经》等途径接受基督教影响的作家有：胡适、鲁迅、郭沫若、茅盾、废名、曹禺、艾青等。综合而言，从“私塾”到“西学”到学术团体，“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教育背景中，宗教因素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