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在宗教文化身份上呈现多重化约的现象，如杨文会（儒释道耶）、康有为（儒释道耶）、谭嗣同（释耶）、孙中山（儒释耶）、吴雷川（儒释耶）、欧阳竟无（儒释道）、梁启超（儒释道耶）、苏曼殊（释耶）、刘师培（儒释道耶）、太虚（释耶）、刘廷芳（儒释耶）、梁漱溟（儒释道）、郭沫若（儒释道耶）、许地山（儒释道耶）、林语堂（儒释道耶），均在多种宗教文化上做深浅不一的互相嵌合。他们或在宗教文化中提炼救国济世的功用性（伦理规法价值）功能，或在汲取宗教文化中性灵探寻的情感性元素，或在研究中完善自身的宗教学术理性，或在潜移默化中起着心理引导作用，虽目的、路径不同，但却都用宗教文化身份进行自我指认，完成近现代文化进展中知识分子重要的身份寻找历程。

国父孙中山的宗教观，有相当的典型性。他一方面批判传统的宗教鬼神观念；指出政治重于宗教，而“宗教富于道德”，故又主张“以教补政”；还拿宗教和科学对比，认定“科学自然较优”。但在革命实际中，他较多地吸收了基督教义中济世救众等积极内容，并从基督教重视主义宣传得到革命信仰为何普及的启示。他编著的“三民主义” 作为中国现代意义上首个政治纲领，既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为出发点，同时仿模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建国方略》模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民族主义》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民权主义》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民生主义》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可以说，“三民主义”就是从功用的层面，极致地将儒耶完美结合的范本。

尽管梁启超后来质疑和反对康有为的“尊孔”，但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明确地将康有为称为教育家和宗教家，强调康有为作为宗教家比作为教育家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中国历来不乏教育家，但宗教家则几为无。声称康“先生……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诸圣普度众生为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专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圣一体诸教平等之论。”康有为可以说是晚清时期宗教研究的一集大成者，不仅“外国之教，以婆罗门为最古，马哈麦、佛与耶稣，皆从他一转手”，对整个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重要的开门之功；更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认为孔教与佛教并行不悖、圆融无碍，故可以佛教来丰富孔教，同时为佛教注入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近代理念和价值诉求，推动佛教的近代转换，彰显佛教的救世功能，使之成为一种“应用佛教”。

在康有为的巨大影响下，梁启超的佛教研究可谓炉火纯青，一度在清华大学讲授佛教史，又承继影响了一批的“五四”学子。徐志摩就是其中相当有成就的一个。从1918年夏，徐志摩由内兄张君劢介绍入梁门，直到梁启超去世，始终执弟子之礼。1922年，徐志摩也在南京随梁启超听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讲唯识论，后任《晨报副刊》主编，也索求恩师的讲义《佛教教理概要》以便刊载，他为学者介绍梁启超的佛学论著，讲梁启超所讲的那些“超出时空超出一切的道理”，让人们在难捱的日子里得到应有的精神寄托。

林语堂（1895-1976）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个极为典型的楷模，因为他既是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还是新道家代表人物。而其宗教经验、宗教身份、宗教文化观，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参照意义。林语堂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家庭中的基督教文化氛围相当浓厚，后就读于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创建的中国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府上海圣约翰大学，但因其深受儒教文化影响，又抛弃了许多西方基督教神职人员及教徒的排斥异教的观念，对儒释道耶均有深入的经历和独到的钻研心得。他专著讨论过孔子的堂奥、道山的高峰、澄清佛教的迷雾，探讨理性在宗教、物质主义的挑战。在走完性灵上充满震惊与探险的旅程后，以基督徒的身份宣告自己，但却不愿意去教会，过正常的教会生活，与正统的教徒生活并不一致，“我已观望了多年，相信上帝，但觉得难于参加任何教会”，“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件他和上帝之间的事。”他认为宗教、精神信仰始终应该是个体性的，超历史、超民族的自由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