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很多大学都在想法设法推动师生员工快速发展，大家都急着申请项目，发论文，评奖，评职称，戴人才帽子，甚至弄虚作假等。师生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生活，不安、焦虑、混乱的气氛已经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状态。在这种不良文化中大多数师生都只能过着部分的、碎片化的、甚至异化的生活，只能有限地理解和行动。当前“双一流”建设面临着严峻的心态挑战。

1.领导干部的情绪暴怒

权力欲望异化学校建设目标。学校领导干部尤其是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学校领导干部往往以各种理由，例如借由“双一流”建设、各种评优评奖等，蛮横地要求和指责师生员工，甚至当面暴怒。其实某些学校领导干部的暴怒并不是真心为了“双一流”建设，或者为工作着想，也没有遵循教育规律和相关制度政策。他们往往是为了个人扭曲的政绩观，或者个人的权威和面子。当一个人被他的权力欲所驱使，他就不再能够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充满丰富性和无限性的人，而变成了一个他自身热情的奴隶，这种热情被投射到一个外部的目标上，他被这一目标所“占有”。他们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地位，也就是追逐权力，使自己受欲望驱使变得像有神经官能症一样，其结果是以获得权力为奖赏。事实上，他们的暴怒威胁着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并产生危险的恶性循环，例如师生员工会产生相应的防御心理或者对抗心理。这样，师生员工被领导干部随意安排、蛮横指责搞得心烦意乱。一个过度劳累的教师对他自己及他人都会成为一个问题。如果一名教师过于紧张，他便易于倦怠，没有生气，而如果他做的事使他不感兴趣，则情形更严重，更难安心做科研。

学校领导干部不健康的情绪情感也源自于严苛、专横的内部信念。例如他认为自己是主管领导，就要自己说了算，容不得别人提意见、有异议，师生员工没有诉说的权利，也不敢表达异议；另外，暴怒冲突过程中言语互动的作用同样不是约定俗成的。在很多学校情形中，相当比例的致命冲突都始于一句不经意的话，例如某位学校领导干部当着众人的面指责某位处长脑子进水了，原因只为领导桌牌位置摆放不满意；某些处级领导干部开会拍桌子，互骂对方。这种恶意批评显示了批评者的无知，他们不知道这种批评会触发被批评者的负面情绪，也不知道负面情绪会影响被批评者工作的动机、能量以及信心。一个有健全判断能力的人，不论其学识如何、学术立场怎样或职务级别有多高，在处理事务时，都表明他是有教养的人。

2.教职工的恐惧

一些学校领导干部实施情感上的威胁将教职工推进恐惧状态。在普通教职员工的心中，掌权领导者说的话比处于较低层级的人说的话更有分量、更让人担心。如果教职工在与领导干部对话中不能感觉到足够安全，不能以一种开放和坦诚的态度进行对话，那么，他们将永远不会到达可以改变自我的文化的境界。恐惧和不信任会改变教职员工对现实的看法和理解，从而改变他们对现实的描述。当师生员工恐惧或不安时，就无法相互换位思考；当他们受到威胁时，他们的听觉就会发生变化，会用“受威胁”的耳朵去听。这样就会扭曲所听到的东西，例如曲解“双一流”建设的有关政策，并有选择性地对他人所说的内容添加上基于恐惧的诠释和恶意。

“双一流”大学最出色之处在于它能使其工作者具有强烈的群体团结感和安全感，以及较大程度上的个人自由。这两者对于新知识的产生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许多知识由于有对流行的信念和实践进行挑战的倾向而遭到反对。因此，“双一流”建设要创建一种安全可靠的氛围。这就要求学校领导干部带领师生员工而非强迫他们，指导师生员工而非命令他们，激励师生员工而非责骂他们。这样，领导不是炫耀权力，而是使师生员工产生能力。

3.干部与教师的猜疑

一个不够健全的学校是一个制造相互的敌意和猜疑的场所。它把人变作供他人利用和剥夺的工具，它剥夺了人的自我意识，使人除了屈从于他人或变成一个机器人之外别无选择。学校能够具有两种现实功能：它既能促进师生员工的健康发展，又能阻碍师生员工的健康发展。一些学校为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往往增加了很多检查、监督和汇报等。这种过度的监管和检查会导致管理人员与科研人员、学校与学院之间的敌意，这只会削弱甚至破坏教师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对教师职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教师需要一种宽松的环境。如果让教师有足够的收入，不再为金钱而苦恼；如果教师真正成为一个职业，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教师能在最自由的情况下发挥他们的教学艺术；如果教师有进步和晋升的合理机会，那么教师们会以一种全新的精神来从事他们的工作。怀疑他人是不道德的、不公平的、不公正的，是不信任的一种更强的形式。“双一流”建设更需要一种宽松的环境，学者之间开放交流，党政管理人员与学者开诚布公。他们对经验是开放的，对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新的存在方式、新的思想和概念是开放的，共同为“双一流”建设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