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幽皇后冯氏，太师冯熙之第二女，习称大冯后。冯太后欲家世贵宠，简冯熙女入掖庭，大冯因有姿媚，得孝文帝偏爱，有专房固寝之宠。可是，幽皇后却趁孝文帝连年南征，在后宫与中官高菩萨私乱。丑事外泄，孝文帝遂在弥留之际颁布遗诏，赐死幽皇后。《魏书·孝文幽皇后传》载其罪名：
高祖疾甚，谓彭城王勰曰：“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若不早为之所，恐成汉末故事。吾死之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
《通鉴》所著诏书内容，与《魏书》颇同，而改“冯门之大过”作“冯门之丑”。郑雅如指出，孝文帝的这道遗诏是为了让宣武帝顺利继承统治而布局。事实上，排除幽皇后对君位继承的干扰只是孝文帝临终前布局的一个方面，假若幽皇后不死，“冯门之丑” 将暴扬天下，亏损文明太后之德，这是孝文帝内心的隐忧。可是，以上两点似乎并不完全构成幽皇后必死的要素，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则隐含在孝文帝对身后事的深忧之中：如果幽皇后独活，北魏历史的走向将接近于“汉末故事”。何谓“汉末故事”？幽皇后身上究竟凝聚着怎样的宫闱秘事，以致孝文帝虑及幽皇后则心生社稷之忧？这正是本文想要探索的问题。
北魏皇帝喜读《汉书》，常将本朝遇到的现实问题与汉家故事作比附，从中探询治道。孝文帝雅好读书，史传百家，无不该涉，身边更是积聚了一群熟悉周汉典制、善谈文史的汉族谋士。《魏书·儒林传》称：“高祖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关历词翰，莫不縻以好爵，动贻赏眷。”汉士常以讲经论史的方式参赞大政，为孝文帝变夷为夏提供行事依据。《魏书·陆凯传》：“初，高祖将议革变旧风，大臣并有难色。又每引刘芳、郭祚等密与规谟，共论时政，而国戚谓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凯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广知前事，直当问其古式耳，终无亲彼而相疏也。’国戚旧人意乃稍解。”孝文帝汉化改革越深入，就越依赖身边的汉士，这是鲜卑贵戚时常感到“疏己”的根源。孝文帝但以谘访前事为由，稍解旧人内心的疑虑及怨气。这说明，鲜卑贵戚对汉士以古事影响孝文帝的做法习以为常。
孝文帝引“汉末故事”赐死幽皇后，崔光是此事件中的可疑人物。《魏书·崔光传》，崔光是崔道固的从孙，家本东清河郡，慕容白曜平定三齐，遂举家北徙，沦为平齐民。崔光有史学之才，太和六年，拜中书博士，转著作郎，与李彪参撰国书。后迁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日在台省，甚为孝文帝所知待。崔光以文史显贵，尤好循古推今，事实上，崔光早先就已经告诫过冯氏子弟门祸所由：
崔光之兼黄门也，与（冯）聿俱直。光每谓之曰：“君家富贵太盛，终必衰败。” 聿曰：“我家何负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时熙为太保，诞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书，聿黄门。
孝文帝拜冯诞为司徒是在太和十六年。这里的“古”，《通鉴》作“古事”，当指汉家故事。崔光作为孝文帝身边的谋士，此时对冯门隆盛的问题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遂引古事劝诫冯聿要慎重。孝文帝由冯太后躬亲抚育，对太后经营的门户私利自然也是洞悉的。孝文帝对“汉末故事”的认识或源自崔光，但也可能是崔光逆探上意，窥知了孝文帝的心迹，故在外戚问题上与之心意相投。总之，冯氏其时已居嫌疑地位，门户衰败亦在时人意料之中。
幽皇后遵遗诏强死，《孝文幽皇后传》缀以咸阳王等人的感慨：“若无遗诏，我兄弟亦当作计去之，岂可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杀我辈也”。“失行”指幽皇后与中官私乱。“宰制天下，杀我辈”是咸阳王禧等人对高祖身后事的估量，认为若不除掉幽后，她将被尊为皇太后，届时临朝称制，与新君共治天下，就会剪除宗王。孝文帝也意识到这点，临崩前将幽皇后比附成了汉末的某位皇太后，那时，外戚贵盛而宗王无力抗衡，拓拔子孙终将失国。那么，孝文帝究竟将幽皇后比附成了汉末的哪位皇太后呢？
稽考史实，可知西汉自孝成帝起，皇太后就只有孝元皇后王政君。《汉书·外戚传》称：“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成帝年幼即位，尊孝元王皇后为皇太后，引太后兄王凤典事，“王氏之兴自凤始”。王凤以外戚之资居冢宰之任，皇太后处内与之相唇齿，由此奠定了西汉末年“政出宰辅，皇帝谦让无所专”的权力格局。王凤倚仗皇太后的权威，在朝中排除异己、离间骨肉，逼遣汉成帝亲幸的弟弟定陶王离京，枉杀直臣京兆尹王章，自始朝中再无显赫人物敢与之抗衡，公卿见凤侧目而视。王氏子弟分据势官满朝廷，皆为卿大夫侍中诸曹，地方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 王氏家族得益于皇太后的羽翼，兄弟五侯更持国柄，历代显宦，王凤掌权长达十一年，后由弟王音代；王音在位八年，死后王商继相位，而王立、王根以次辅政，皇权久被王氏家族的世权所遮蔽。王氏久执国柄的恶果不仅是政出私门，生活上更是竞慕奢华、颇相夸耀，私宅园圃侔于禁苑：
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遣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其奢僭如此。
歌谣中的“曲阳”即曲阳侯王根，他毁坏高都，大兴第宅，苑中土山形似白虎殿。王商为避暑热，毁坏长安城墙，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汉成帝行幸王商、王根宅邸，见此情状，大怒，引发了一场动摇王氏执政的政治风波。王商、王根兄弟却不上表请罪，而是欲自黥劓以谢太后。“自黥劓”不过是王氏自作姿态，企图通过皇太后对成帝施压，这是王氏家族处理危机时的惯用伎俩，汉成帝最终迫于太后而不忍诛戮。 
两汉外戚辅政莫不由女主临朝，王氏贵盛是其他外家所不能及的，危害之大莫过于王莽篡汉。《汉书·元后传》载班彪赞曰：“汉兴，后妃之家吕、霍、上官，几危国者数矣。及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班彪历经王莽之世，深知外戚王氏对国家的危害远超汉兴以来的吕、霍、上官家族，王氏辅政世袭罔替，势倾朝野，孝元王皇后更是促成王莽篡汉的关键人物。赵翼《廿二史札记》“两汉外戚之祸”条，精辟地论述了外戚辅政受祸的根源：
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家之受祸亦莫如两汉者。崔骃疏言，汉兴以后至于哀、平，外家二十余，保全者四家而已。……计东汉后族，亦只有阴、郭、马三家保全，其余皆无不败者。推原祸本，总由于柄用辅政，故权重而祸亦随之。西汉武、宣诸帝，东汉光武、明、章诸帝，皆无外戚之祸，由于不假以权也。成帝柔仁，专任王氏，而国祚遂移。东汉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不肖者辄纵恣不轨，其贤者亦为众忌所归，遂至覆辙相寻，国家俱敝，此国运使然也。
孝文帝具有相当强的历史感，对西汉因外戚辅政终致国祚轻移，深以为鉴。《魏书·献文六王传》载：“初，高祖闲宴，从容言于禧等：‘我后子孙，邂逅不逮，汝等观望辅取之理，无令他人有也。’”高祖之言日月不具，情节难究，致使高祖闲宴的历史背景模糊。“辅取之理”即《通鉴》著录的“可辅则辅，不可辅则取之”。这是常见的帝王托孤的情景，前见孙策、刘备，后有东晋简文。不过，这三例都发生在帝王病笃之际，孝文帝则不然。细味“闲宴”、“从容”等词，可知托孤语是孝文帝身体康健且意识清醒时有感而发的，盖欲效法前人。所谓“他人”，绝非酒酣虚词，亦有历史参照和确切指向。可是，拓跋鲜卑起于北荒，自道武帝起，君位虽在血腥斗争中传承，却从未落入他姓手中，孝文帝担忧窃国的“他人”究竟何所指？联系孝文帝临崩前提及的“汉末故事”，似乎可作推敲。
孝文帝吸取西汉覆灭的教训，颁布遗诏赐死幽皇后，“汉末故事”带有祖宗遗训的性质。宣武帝即位后隆宠舅氏，帝舅高肇既擅威权，谋去良宗，屡谗清河王元怿和京兆王元愉等人。元愉不堪其辱，举兵冀州，高肇趁机谗杀彭城王元勰。元怿自危，因侍宴谓高肇曰：“天子兄弟，讵有几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头秃，亦籍渭阳之资，遂纂汉室，今君曲形见矣，恐复终成乱阶。”这是“汉末故事”的再次出现，元怿引此既图自保，亦有借前事警告高肇的蕴意。以此推论，孝文帝警惕的“他人”应是外家冯氏。闲宴托孤是孝文帝在“汉末故事”影响下对身后事作出的非正式安排，显示出孝文帝面对外戚势盛的局面，曾有过极端的设想，即任由诸弟将来自取君位。这反映出孝文帝此时正承受着因冯氏太盛传导出的巨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