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养（literacy）这一概念在教育学最初提出时，指的是基础的阅读和写作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国都针对自身实际情况，提出了本国的素养教育框架。2016年，受教育部委托的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为基本原则，将中国学生的核心素养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本课题所研究的文化素养是文化基础这一核心素养的延伸。文化素养（cultural literacy）这一概念由美国教育学家赫希（E.D. Hirsch）提出，指的是能够理解、参与某一特定文化的能力。我国学者把文化素养定义为通过对文化的发掘、体验、生成，将人文精神内化为人的核心素养的能力。在翻译教育的框架下，本文从态度和行为两个层面对中华文化素养做出定义。在态度层面，中华文化素养指的是母语文化意识（cultural awareness）和母语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即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以及对中华文化身份的认同感；在实践方面，中华文化素养体现为对中华文化进恰当翻译、充分表述的能力。
在当今世界，译者的文化素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宏观层面来说，当前世界的文化格局处于英美文化的霸权之下，翻译活动集中于其他文化对英美文化的引介。为了摆脱中华文化的“失语”地位，翻译教学需要配合国家的对外文化政策，培养对本土文化进行输出的自觉意识和相应的翻译技能。从微观的、育人的层面来说，译者只有在充分理解本土文化，具备输出本土文化的能力之后，才能获得丰满的精神内核。
我国的翻译教学层次大致可以分为英语专业本科翻译课程、翻译专业本科（BTI）、翻译专业硕士（MTI）、翻译学博士等几个阶段。目前开设BTI、MTI和翻译学博士的高校总体还占少数，但英语专业本科却普遍开设翻译课程。作为翻译教育的入门阶段，英语专业本科的翻译教学对未来翻译人才的文化素养、职业精神的养成，以及对翻译这一学科/职业的宏观理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在BTI、MTI阶段，翻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职业领域的翻译人才，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课程，培养的则是基础的翻译意识、文化敏感度和基本的语言/翻译功底。因此，文化素养在这一阶段的教学中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过不少论证和实践工作，如以东西方茶文化对比作为切入点来培育文化素养的方式，以任务教学法、文化对比教学法为主，以增强图书馆馆藏、开展专题研讨为辅的传统文化英译能力培养路径；从培养民族文化对外翻译人才入手，侧重民族医药、生产、民俗等方面翻译技能养成的培育方式等。
然而，由于传统的翻译教材编排更注重科技、法律、商业、时政等专门用途文体，高校翻译课程总体上对中华文化素养的培育重视不够。2010年一项对某高校180名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调查发现，学生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知识储备不足，文化输出能力偏低。另一方面，用英语表述中国文化的英语资源和翻译双语资源一度相对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文化的翻译教学造成了限制。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语汇翻译》、英汉双语版《中国思想文化术语》、《中国社会与文化翻译教程》等书籍、教材的出版，这一状况有所好转。然而，如何把庞杂的书本知识内化为学生的翻译能力，却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和数据驱动的学习模式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在我国高校的开展情况进行简要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