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身体线索：割裂与统一
“身体”教育被诸多学者奉为学校体育教育思想的精髓或本质，然后，不同时期人们对身体的理解并不一致，如单纯意义上的生物体育观或上世纪80年代的“体质”教育思想，而今天学校体育强调的“身体”则赋予了更多维度的内涵，至少增添了“人文”的思想气息。“身体”作为人之存在之根基，通常而言，并不只是客观生理意义上的肉体，更是由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历史、教育等所建构而成的意义复合体，其本质是一种“思想性的存在”。 “身体”这一概念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传承，无论是先秦的儒家，道家思想，还是后来被世人诟病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中，都广泛地存在生命关怀方面的主题，以“德润身”、“修身养性”等为内向化特点的身体观彰显着其独特的教育价值和社会建构理念。然而，单纯生物观理念基础上的“身体”观念可能在身体强健的方面达成一致，而这种一致性也可能是对社会需求的一种迎合，这种需求可能会在两个方面表现的尤为强烈，一是民族危机的救亡；二是社会健康的高度需求。近代以来，中国由于受西方列强的侵扰，羸弱的民族社会背景对生物观理念上的身体需求自然表现出了强烈的召唤，也为此使得当时提出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难以满足民族需求，军国民体育成为早期学校体育思想中身体观的典型代表。
然而，时过境迁，建国以后，受苏联学校体育思想的影响，体育的“工具性”、“技术性”表现的尤为明显，“三基”教学任务成为核心主题，虽然，其思想性教育也得到主张，但体育工具性的彰显使得学校体育仅仅停留在卫国思想的层面，其教育价值仍然未能得到完全落实。进入改革开放后，体质教育的思想应然而生，体质教育以主客二元的身体思想为前提，主张依据现代理性化的科学手段对身体实施教育，力求使学生的体质得到真正的提升，即所谓的“真义体育”思想。然而，这也便造成了“身心”二元现象的出现，尤其在现代性问题面前，其所提倡的身体教育也便不复存在，至少物化痕迹明显，精神价值追求弱化，身心的双面性教育必然是割裂的。
伴随着市民社会和权利化时代的到来，健康教育体育思想逐渐被提出，健康即指向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道德健康，还指向社会适应，为此，学校体育思想中的身体观便有了进一步的内涵，身体已不是单纯的生物观或体质物化思想，而是一种存在个体的基本权利和健康的追求，并逐渐从规制的角度得以完善。这种身体观的转化体现了当下对权利和健康的关注，如健康第一的基本理念，这些都赋予了“身体”新的时代内涵，尤其是《意见》中提出的“健全学生人格品质”，更是从新的角度对身心健康发展找到了方向和切合，打破了“身体”与“心理”的二元割裂状态，是一种实践的确认与落实，更是一种思想的高度统一。
（二）人文精神：消解与重构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贲”（六十四卦之一）卦，“文明以止，人文也。”指修饰。修饰出美，故曰“美在其中”。同时，对人文精神也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5]。个体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应该包括身体的发展，这就是倡导的体育人文精神的基本依据，其核心是要主动表现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怀。
纵观我国近代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历程，在每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也不乏对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和追求，然而，受特定历史背景的影响，学校体育在实践中呈现的是一种身体与心理的二元分化现象，或者可以说，往往演变为一种单向度的“体质”或“体力”的教学，以“三基”为基本特点，无论运动项目如何丰富多彩，其教学终归是为项目而项目，学生仅是为体质而体质，且在当前教学安全事故难以权责认定的形式下，教学中存在诸多顾虑，这种“三基”教学也显得力不从心，更谈不上人文精神的落实与强化。另一方面，锦标主义的盛行成为学校体育工作的又一极端，竞技性成为了追求的方向，人文精神便进一步消解或弱化。
由此，人文精神在当前表现出了两点不足，一是其缺乏核心指向，即如何来衡量人文精神，既然无法衡量，学校体育的人文精神回归就难以找到立足点或范本，当然，这里也并不是要强调“数据强权”与“绝对实证”，只是一种规制和范式；二是人们对人文精神的理解缺乏足够的重视，包括诸多体育工作者，功利倾向也进一步加剧了对人文精神的漠视。因此，如何确立核心价值和实施机制是其根本所在，人文精神思想体系需要在学校体育中进行内容重构和诠释。
（三） 人格教育：偏离与回归
在我国教育一词可归于来源于教学，民国之后，伴随着“学部”改为“教育部”，教育一词成为我国教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其定义种种，在这里不一一赘述，但其本意即指教化培育之义，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促使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体化的实践活动。个体的社会化是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把个体培养成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一定态度、知识和技能结构的人；社会的个体化是指把社会的各种观念、制度和行为方式内化到需要、兴趣和素质各不相同的个体身上，从而形成他们独特的个性心理结构。
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往往在“纯体质”、纯“三基”或纯“学科取向”等维度上进行着历史的逻辑与展演（当然，这与早期西方学校体育思想的传入与后期的苏联借鉴有着根本性地关系），也即形成了为体质而体质，为“三基”而“三基”的行为，或是类如钟摆，或是二分形态，无论是哪种现实状态，这种行为在“锦标主义”和“教学安全”两极分化下显得力不从心。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教学安全成为了当前学校体育工作的第一“杀手”，成为可以牺牲一切的理由，成为学校体育工作难以逾越的鸿沟。心知肚明，但又敷衍于形式。2016年《意见》中明确地提出的“健全学生人格品质”的指导思想，正是人格教育的一次回归，也使得“人格教育”找到了践行的标准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