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选择自身并非没有代价，自由选择的另一面就是“责任”，就此，存在主义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将所有人置于他们存在的所有责任之上。生活着的人总是与虚无相伴，人的存在是“自为的”，即其存在总是其所不是且不是其所是。因此，如果要保有那个“其所是”，即其“本质”，就需要慎重对待自身的选择和行动，而在此诸行动中所体现出的就是责任。为了对这种主观选择做出合理把握，萨特区分了主观主义（subjectivisme）的两种不同含义，其一，个人主体做出的自行选择；其二，人不可能超越自身的主体性特征。然而，不可能超越的主体性并不能将人限制在封闭的自我空间之中，“生活世界作为一切人共同的世界，并非因个别的人而存在，也是为人类的共同体而存在。”一个在世之人在创造了他所希望成为的“存在”的同时亦创造了他的主体形象，这使得我们由此判断其是否应当存在，可以说对一类人的形象价值评判已经内含于对该形象的创造之中了。人们正是希望自己成为那样的存在，并且判定成为那样是好的，才将自己塑造成型，人们在对自身的塑造中实现了其价值判断。因此，在萨特看来，一个人在为自身做选择的同时也在为其他人做出选择。“当我们说人对他自己负责时，我们不是想说人只对其自身这个个体负责，而是对每个人负责。”。他何出此言呢？
持有这种见解的原因在于：如果人们在各种不同的存在之间做选择，那意味着人们在选择的同时，对于所选择者的价值给予了认可和肯定，显然人们通常总倾向于选择好的而不是坏的，选择善的而不是恶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若对大家而言不算是好的，那对我们而言也没有什么是好的了。就此，一种选择行为与价值判断实现了融合。价值判断并不先于或后于选择行为，而是伴随着选择行为而发生的，所以人们在选择行为的过程中也进行着价值判断。如果不存在任何先天的绝对价值，如果一切价值都等待人去创造，那么好坏以及善恶的标准就只能在我们的选择行为中被确立。好的并不因其为“好”而被选择，而是因其被选择了所以为好；坏的亦不因其为“坏”而不被选择，而是因为其没被选择所以为坏。亚里士多德曾认为“好的”事物代表着那个自身由于自身而总是为可选择的东西。但他也承认“善”的含义如同“存在”的含义那样有许多。古希腊文化中“善、好”更贴近于某种“可选择的，可上手获得的”涵义，在希腊人那里知行是合一的。对善（好）的“知”直接体现在选择行为中，因为价值尺度并不外在于人自身而具有什么所谓的“绝对性”，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尺。“如果实存先于本质，且我们在塑造我们形象的同时要实存，那么该形象就得对于所有人，且对于我们时代的所有人都是有价值的。”萨特对选择行为的认知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心物二分、知行二分的意识形态世界朝着知行合一的伦理导向的回归。
人虽然不能脱离自身的主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被投入了这个世间，在世界上生存，人们从与他人的接触和交流中认识了解自身。“存在”并不仅只是一个看不见的主体，正如眼睛通过镜子而看到自身那样，人将自身以形象的方式投向他所能看到和认知的世界，通过这种影像（image）的途径，“我的存在”得以在“我的世界”里显现。于是，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自身塑造的形象，也和他人互为参照来塑造彼此，这样相对意义上的独立性使得人们的选择行为更加明晰，人们在选择中创造人自身，并且在选择和创造中实现对价值的判断。因此萨特才肯定的指出，人们对创造自身负有责任，也同时对所有人负有责任。人们依靠自由意志做出抉择，就必需为他们的价值选择和创造行为负责，这种责任之大超越想象甚至关乎芸芸众生，如果我们不打算自欺欺人，我们就必须始终“焦虑”。人们总有这样的反思：我是否有权使行为自身去作为人类如此这般行动的标尺呢？由此，我们在做出行动之前总是为莫大的焦虑而挣扎，但这并不意味着焦虑会阻碍我们的行动，它是行动自身的一部分。萨特的“焦虑”概念与海德格尔的“畏”相类似，“畏，使得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这种本己的在世领悟自身，并且在本质上将自身筹措为各种可能性。”它们均体现了一种人在生存负重面前的严肃态度。人生在世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生存的重负，它迫使人们辛苦而麻木地生活，在群氓的喧嚣中淹没自身。与此相比，“焦虑”则作为了意识自由存在的一种方式，人们在焦虑中取得了自身思想的自由，在自由中承担下了生活的责任。于是，人在焦虑中实存，在存在与虚无的碰撞中成就自身和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