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采猎社会，人类开始制作石器，学会火的使用，后来又发明了弓箭和一些复合工具，还用火来焚毁森林、驱逐野兽，采集和狩猎的效率有所提高，获得的食物逐渐增加，人类对其周围环境的干预作用慢慢显示出来。不过，当时人口数量毕竟很少，又四处迁徙，加上植被具有自我恢复功能，动物也会生息繁育，所以人类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而且是局部性的。
公元前1万年左右进入地质史上全新世，地球上最后冰期结束，气候普遍转暖。在新环境中，人类开始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新石器时代以农耕和畜牧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它表明人类社会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干预自然的农业经济，社会文明发展开始提速。农业的出现以及初步发展，带来一系列社会变化，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进入新阶段。这个过程最初是在西南亚、中国和中美洲等地发生的，由于自然条件及资源禀赋之不同，上述地区的先民们创造出了不同类型的农耕文明。
具体来说，上古时期的农耕文明与当地的生态环境，特别是因河流而形成的水土、植被条件有密切关系。河流的冲积形成肥沃的土地，并为农作物生长提供水源，疏松的土质便于人类使用简陋的农具进行耕作；河流两岸生态环境良好，植物丰茂，动物繁多，有利于人类生活。所以，人们常把河流看作古文明的摇篮，东半球出现的上述古老文明，甚至被称为大河文明。虽然西半球文明起源地墨西哥、玛雅、印加的地理环境与东半球的四大文明古国有显著差异，但二者在气候上都属于热带和亚热带，都有利于作物生长和农业发展。由于古文明的基础是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农业经济，所以人们曾按照作物种植情况，将古文明分为“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小麦文明”“中国的粟作文明”和“美洲的玉米文明”等。
就生态环境影响而言，在农业的早期阶段，人们使用简陋的木石工具，种植小面积农作物，人口稀少而又不断迁徙，所以林木砍伐、土地开垦为重点的农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有限。相反，农业开发却受到自然环境的很大制约，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表现出对自然的顺从和依赖，中国原始农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较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中国绝大部分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农耕文化性质。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各有特点。黄河流域种植粟、黍等耐旱作物，多使用木制耒耜、石锄等翻土工具，以及轮种休耕的土地利用方式。长江流域种植水稻，多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某些地区较早地进入了耜耕乃至犁耕阶段。两个地区的农业起源难分先后，但开发速度和规模却有很大差别。
黄河流域气候干凉、草木稀少，土壤疏松，适宜使用简陋的木石工具辟土殖谷；大小河流两岸有许多台地，这里用水便利，又可免遭洪水袭击，有利于先民早期的定居生活。而在草木密布，土质粘重的南方地区，使用木石骨蚌工具，土地开垦困难、效率低下，稻作农业发展缓慢；另外，南方地区植被丰茂、河湖密布，人们可采食的野生植物、鱼虾贝类资源丰富，所谓“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开发的进程。
总之，黄河流域在农业早期阶段确有许多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条件，从而成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不仅如此，这里的农业环境和农耕技术传统还成就了辉煌夏商周三代文明和汉唐文明，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