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以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为中心，它作用于生态环境的主要途径是能量转换和利用，即能量是联系人类及其环境的中介，而这种中介的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首要的一种形式显然是人力本身，它只需要一般的生存条件就可直接发生作用，如开垦土地、砍伐森林、挖掘渠道等，社会组织可以极大地提高或降低其作用效率。而其它形式的能量对人类来说是外在的，在成为有用的作功方式以前必须经过转换利用。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先后认识而加以利用的外部能量形式，有火、畜力、风力、水力、化石燃料和核能，现在还开始了有经济意义的太阳能、海洋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的利用。
当代社会的主导能源是化石燃料，人类利用储藏于煤、石油、天然气中的能量，以及水能和原子能，使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整个经济不断向能源密集型发展，环境系统的人口承载潜力不断提高。以现代农业为例，它是靠巨大的物质和能量投入维持的。以化石能源为动力的机械取代了传统的人力和畜力，机械化耕作，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农药乃至生长素等，都加剧了物质能量投入和对环境的影响。化石能源使每个农业人口可以养活数十倍（有人说是32倍）于己的城市——工业人口，然而其资源代价也是巨大的。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作用表现会有所不同。
其一，人类对物质能量流的干预。按照生态学术语来说，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利用就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取走生态系统中富含能量的物质，又把资源利用后的产物返还同一系统或其他系统。能量作为热能散失后就不可恢复，但其他产物对全球生态系统而言，事实上并未消失。人类输入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有多种形式，但现在大多数输入资源利用过程的能量都来自化石燃料，某些物质也来自矿物和岩石。整个生物资源的利用过程都伴随着人为的物质和能量投入。例如，人依赖一定的能源和技术，在地球表面大范围迁移，这又意味着把植物和动物物种从其自然生境转移到其他地方。很多物种到了新的生境就不能生存，但某些物种在新的生境反而大量繁殖。当某些生境未被本土动物占据，或当外来物种战胜本土物种时，引进的物种就可能成功繁殖。在作物生产过程中，作物的竞争者被人为地除掉，以便把本来要被它们消耗掉的物质和能量让给选定的作物。这些竞争者被称作“杂草”、“害虫”、“害兽”，而在天然生态系统中是无所谓杂草、害虫的，它们都是文化上的概念。除掉这些竞争者就使生态系统简单化，从而减少了系统中总的能量流。这种引导食物链向人类聚集的过程可能会增加作物产量并使之更富营养，但系统中总的能量流并不一定比天然状态更多，损失的部分是靠化石燃料来补偿的。
其二，人类对生物演替过程的干预。生物演替过程意味着建立多样性，但人类活动常常打断甚至逆转这一过程，而将生态系统保持在某种早期阶段。例如，过度垦殖就引起生态系统退化到演替的早期阶段，并极易造成土壤侵蚀；半干旱草原的过度放牧使荒漠地区扩大；森林的过度砍伐使其倒退为灌丛和草地。 此类逆向演替是不稳定的：或转为顺向演替（在一定自然条件下，并制止人为破坏），或进一步逆向演替（若进一步人工干预）。人类对这种不稳定的反映常常是再增加物质能量投入，这使得人类干预呈螺旋式上升；为了维持某一阶段的暂时稳定，就必须投入一定的物质和能量；为取得下一阶段的均衡，则要投入更多的物质和能量。例如为了遏制抗药性不断增强的害虫，在农业中使用越来越多的农药。人类对生物演替过程的干预导致生态系统单一化，而这种单一化的后果是某些生物的灭绝。例如在稻田生态系统汇中，大量使用化学农药消灭了害虫，也杀死了青蛙、蜘蛛等益虫，导致生态系统单一化，人们只能依赖农药来保持生态系统的暂时稳定。由于长期的动物捕杀、林木采伐以及生境破坏，很多动植物物种已在地方范围和区域范围乃至全球范围内被消灭，这种基因资源损失的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其三，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控制。人类干预生态系统过程的后果，是把天然生态系统转换为能被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这种转换的表现常常可以从资源利用类型上看出来。在过去的某一历史阶段，所有生态系统均无人类参与而保持原始状态，但现在这样的地方已经很少了，大多数陆地表面的各种自然生态资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历史时期，水资源开始较多地受到人类控制。如修筑堤坝、围湖造田，会使一些地方的陆地和水体相互取代，而造成较大的景观变化，其生态环境效应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负面的，但总体上来看，负面效应比较多。以建坝蓄水为例，水一旦被储存，就会受人类控制，而水在受到人类的控制和不合理使用以后，常常会使水分循环和水量平衡发生改变，导致地下水位升高、土地沼泽化、盐渍化等环境后果。中国历史上有大量水利兴修方面的经验教训，战国时期的都江堰工程是古人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成功范例，但水利失败的例证更多。
畜牧业和林业历史悠久，它们受人类控制的程度是逐渐加强的，但都曾长期保持着天然的再生过程，直到人类的干预超出其生态恢复的能力范围。畜牧业早期是放牧业，后来农区畜牧业与农业相互依赖，以圈养为主，牧区虽然一直以放牧为主，但圈养也逐渐增多，出现放牧与舍饲相结合的饲养方式。舍饲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人对饲养过程干预的加强，即对牲畜——环境系统的控制的加强。现在许多畜牧产品出现安全问题，正是由于人类为了提高畜产品数量，过度干预畜牧生态系统而造成的。地球表面曾覆盖着大面积森林，但人类为了开发土地种植作物、建筑房屋，大肆采伐林木，使森林面积迅速减少，森林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干扰。按照生态学观点来看，“林业”就意味着取走当地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能量，意味着优势群落的消失。优势群落的消失，又意味着生态平衡的破坏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调整、变化，这种调整和变化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影响。
农业可以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种类型，受人类控制的程度很高。从生态学角度来说，各农业类型的物质、能量循环是有差别的，其中现代农业物质能量循环最剧烈，但途径单一，需要外部化石能源协助。人类的过度控制导致了农业生态系统的失衡和环境污染，最终威胁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健康。 还有，受人类控制程度最高的是城市生态系统，它是靠从系统外输入物质能量来维持的，它本身又对其他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总之，历史时期以来，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植被开始，扩展到土壤、河流湖泊等各个方面，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现已成为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