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理解穷人与社会的关系，就不算真正研究贫困。贫困社会学将贫困作为研究对象，其关键问题之一是：是什么导致社会中的某一成员（且只）陷入贫困？也就是说，一个人被他（们）人视为穷人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20世纪初就以明确而直接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穷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不是那些遭受具体短缺或匮乏的人，而是那些接受或应该按照社会标准接受救助的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贫穷本身不能被定义为一种数量状态，而只能被定义为一种特定情况所产生的社会反应”。基于此，一个人一旦从某个集体中获得公共救助，他/她则被定义为穷人。而“穷人这一社会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她属于穷人的特定社会类别。他/她可能是商人、艺术家或贫穷的雇员，但他/她仍然处于由特定活动或职位所定义的类别之中… 只有在他们得到帮助的情况下，他们才成为贫困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不是通过其成员的互动而保持统一，而是通过整个社会对其采取的集体态度来保持群体一致性”。对齐美尔而言，研究贫困问题是对社会所认可的特定群体进行的深入分析，接受救助成为穷人身份的标志。在不需建立任何类型的互惠或互补关系的情况下，被救助群体即可从他人处获得帮助，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贬值”。如此往复，每个社会都通过选择需帮助的穷人来定义和赋予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回溯齐美尔所处的整个20世纪，穷人除了被帮助之外的确很难有其他地位认可。接受救助的主要是被排除在工作之外的不活跃群体，包括残疾人、残疾人、老年人、长期失业者等。而劳动者与穷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是通过主要从事社会公认有用的职业活动而获得的。受时代背景影响，早期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不仅仅是“惦记”贫困群体本身，而更关注他们与所属社会之间的救助关系，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一分析视角研究穷人在不同社会中被界定的机制，以及该机制如何使贫困群体定性合法化。

在齐美尔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贫困的代表性发生了变化。提供社会救助的机构开始注意到，工作中的部分群体对救助的要求也急剧增加。在《贫困的基本形态》（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uvreté）一书中，Serge Paugam提出贫困的一个概念框架，即贫困不再作为一个传统概念的呈现，而是与个体所处社会中的地位与资格获取相紧密联系。Paugam对贫困的理解归溯于1908年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The Poor》（1965）/《Le Pauvres》(1998) 中对贫困的社会学定义而同时结合新时代特征又有所拓展。Paugam认为贫困群体合法化的过程实质体现出了界定贫穷基本形式的两个维度：第一维度基于宏观社会学，指这种现象的集体和社会表征，是对被视为“穷人”群体的社会阐述。宏观社会秩序反映了社会对“贫困”的看法，以及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要性判定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贫困由救助制度所形塑，指在分析旨在帮助某些群体的社会干预的制度形式时，往往所指的群体及其特征，称之为贫困的集体性及社会性表述。这种社会干预机制主要塑造了社会对贫困的看法、对贫困问题的重视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第二维度来自微观社会学层面，主要考虑穷人自身经历的重要性，考量他们对那些给他们贴上贫困标签的人的态度，以及他们适应不同情况的方式。

身处不同时代，齐美尔和Serge Paugam对贫困的理解都基于一个基本观点：贫困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社会建构的。贫困的意义是社会赋予它的，穷人身处社会之中，而非局外人或异类。遵循他们关于贫困的概念阐释，贫困可以被理解为是劳动力市场边缘化、资金匮乏和日益加剧的社会孤立相互强化的一个弊端累积过程，是各种不利因素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累积分解过程。与这个社会过程相关的不是贫困，也不是穷人本身的社会实体，而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时刻所采取的制度社会形式。如此，这种贫困社会学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独特社会关系的研究，基于社会纽带视角的贫困研究实质提供了一种非传统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