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得近代中国社会蒙上了一层阴霾，“救亡”成为鲜明的时代主题。一批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单靠政治领域的改良修补并不能实现这一目的，从而转向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生。1915年《新青年》（原称《青年》）杂志的创办，使得一批知识精英集结在“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之下，以开放性、多元化的思维和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标准，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深刻反省与重新估值，尝试重建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容及体系。在这一场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发展进行积极性探索和能动性改造的思想文化运动中，留美学生作为一个活跃于其中的群体，对推动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对促进两面“旗帜”的树立与高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大大推进了民主、科学观念和实践的大众化进程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可视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场真正社会性的、生活化的运动，是其尊重人们的社会经验和生活态度，关注群众日常需求、融入大众领域的结果。应该看到，留美学生群体高度肯定美国的科技成就，向往美式民主制度，且具有学习西方、革新图强的强烈意愿，因而对西方“民主”、“科学”本土化、民族化的态度十分积极。具体而言，新文化运动前后回国的留美知识分子致力于使民众脱离蒙昧、走向文明，投身到社会教化等各个领域，直接促进了“民主”和“科学”的大众化进程。

1.著书立说、结社办刊，介绍国外的理论知识和新发现、新成果

基于对发达国家社会成就的积极反馈，留美学生群体在促进由现代科学发展所衍生的社团与杂志的创办与发展中有着天然的优势。为了联络同志、推进学术、传播思想，留美知识分子积极推进各种类型的学术团体的创办和发展。比如在留美学生群体的主持、推动下，中国出现了近代以来第一个定期出版的科学杂志《科学》，该杂志开设的栏目丰富多样，并采用新式标点和排版，在传播中、西科学知识理论上发挥了积极广泛的作用；1917年梁希、过探先、周秉文等创办了“中国农学会”，并促成了《作物学报》《园艺学报》《植物保护学报》等刊物的连续出版；竺可桢等人发起的“中国气象学会”，创办了《气象学报》和《气象知识》等刊物；“中国地质学会”则由丁文江、李四光、王宠佑、谢家荣等曾留美的知识分子主持，《地质学报》《地质评论》等刊物也随之创办起来；此外，还有部分人对中西科技进行比较介绍，如赵元任的《中西各星名图考》以及竺可桢分析中国古代科技对西方之贡献的《近代科学与发明》等。这些学会、社团与此前国内其他类似的相比，组织更精密，影响也更广泛，促进了现代科学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可以断定，新文化运动期间国内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发展与留美学生群体的积极推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前后留美学生群体多攻“实科”，因而社会、人文学科的阵容虽不如理工科强大，但仍以精深的学识修养、主动的传播意识在近代中国的民众教育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举例来说，蒋梦麟、陶行知等不仅在1919年创办了以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翻译西方教育著作为使命的新式刊物《新教育》，其本人更是学贯中西、著作等身；曾在美国就读期间就在当地加入“爱国会”“政治研究会”“世界大同会”“演说会”“科学社”“读书会”“社会改良会”等各种类型社团并得到很好训练的胡适，除了发表大量个人著作、译著之外，还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后又接办《每周评论》。据不完全统计，1914-1919年间，胡适在近30个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作品类型涉及诗词、杂文、书信、小说、政论文章和学术文章等，涵盖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必须承认，这些作品既表现出鲜明的民主倾向，又闪耀着学术的光辉。

诚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单靠“科学”“教育”“实业”等的发展，离“救国事业”的真正成功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是，这种追求民主、科学的满腔热忱及其在实践领域中的不凡成就，不仅直接配合了新文化运动，即便是在整个中国进步之大局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