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政为我们华夏提供了大一统的政治想象与制度安排，但也成为了治乱循环的根源。“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大量边区的开发，使得秦式的绝对君主国走上了兼并他国的道路。各国不同程度上的改革，加速了地方组织的瓦解。“通过春秋战国至赢秦，世袭贵族被消灭…意味着“王（皇）权”与基层百姓之间，再也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异己”社会势力”。“将周朝的封建革新而由一个国王通过官僚机构直接统率全民，并非秦所独创…可是其他国家尚在片面改革之际，秦国则实行全面的翻新”，“赢秦不待社会多元化，先已构成集权体制”。资源组织、战争动员力最强的秦国成为了大一统帝制的开端。秦并天下意味着大一统的帝制代替了多国体系，一个依靠官僚代理、自上而下垂直管理的吏治国家出现在远东的历史图景中。嬴秦终结了封建秩序，使得统一的华夏帝国首次出现在东亚的历史舞台，大一统成为王朝精英与民众普遍的价值追求。

在这种政治想象中，天子依靠儒家仪轨的践行而宣示政权的正当性，过于辽阔的疆域使得皇帝无法亲力亲为，通过官吏的选拔代理皇权，替天子牧民。多元一体的华夏，通过与周边的文化、技术交流促进了自身文明的成长。从佛教思想的阑入，到后来各种纺织工艺技术 、精密仪器、农业作物的引进，无不体现了传统华夏与周边的互通有无。但正是这样包容开放的文明，每在王朝末年，就会出现“诸侯并起，民失起业，而大饥馑”，“率土之众，百不存在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减，凋敝之后，饥寒重切”，“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百姓流亡十之六七”。这样的人间悲剧，在史书典籍中不绝如缕，而政府也由最初的良治“天下初定，百姓财力惧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逐渐演变为成为“繁刑严诛…赋欲无度”的剥削机器，这之间究竟有什么原因？

历代的知识分子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们认为王朝更替存在着规律性，即“分—合”的对立性“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富者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存在着君臣德性的败坏与严重的腐化“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德” ，“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存在着仁义的衰化与政治的严苛“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存在着横征暴敛、征民无时“熬天下之膏脂，斫生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 ，“帝王苦竭生灵力，大业沙崩固不难”，“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存在着严刑峻法“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这些论述的背后反映了儒家对政府及君臣的道德寄托，是儒家政治伦理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