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作为“鸿儒”，符合儒家“士大夫”形象的柳宗元与黄宗羲对秦政（柳宗元话语中的秦制）的认识是截然对立的，这其中既有时代背景差异下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有其精神的自觉。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对自三代以来的历史演变进行解释，封建制下何以“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而在秦制中“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即使发生叛乱，也“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积极肯定了自秦以来的政治体制，“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认为这是秦得天下“此其所以为得也”的原因所在，而秦的灭亡却是“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初由于“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进而引申到现实，认为虽然唐中期藩镇割据，但由于“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柳宗元的时代背景，安史之乱后，离心化地方势力不断冲击着大唐秩序的稳定，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才强调加强“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因此他主张强化中央权力，维护以李唐皇室为向心力的中央政权。也就是柳宗元的所有论述都是站立在维护皇权，以尽臣子之忠的角度进行阐释的，这种现实关怀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君君臣臣的忠孝观，负有达则兼济天下道德责任的柳宗元当然要“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以身许国的柳宗元当然不满作为割据势力的藩镇，认为藩镇有着分裂大唐的趋势，是大唐衰败的根源。所以他在回溯历史的时候，才会带着那么强烈的主观色彩。认为“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虽然他接着点出“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但是“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在柳宗元看来秦制是符合儒家的公共道德的，具有公天下的道德正义性，而周制是“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原因为何？“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关于柳宗元对周政的看法，这里必须注意柳宗元的道德形象完全符合“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仁以为己任”的儒家理想的士人形象，其思想与志向皆符合儒家的士大夫标准，但在其《封建论》这篇著作中却离儒家很远。《封建论》背后折射着柳宗元的家国情怀，但他对周政的看法，完全违背了儒家的根本观点，至少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是高度认可周政的。所以笔者认为柳宗元的思想离荀子之学、董仲舒之学更近，而离孔学更远（“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子之志；一由子夏传田子力而至庄子，庄故痛诋君主…不幸此两支皆绝不传，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曰：“法后王，尊君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是周制的忠实信徒，“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中占绝大部分的就是孔子对古礼的叙述，但由于“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周监于二代”，所以孔子特别崇周，对封建制度特别推崇，一生也在努力恢复恢复西周的状态，“兴灭国，继绝祀，举逸民”。所以笔者认为极富儒家政治伦理道德形象的柳宗元在对封建与秦制看法与孔子截然相反。到唐代中期，自秦以来形成的政治想象与制度安排已经成为了精英与民众（“宁为太平犬，莫作乱世人”）的普遍追求，即使有着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但大一统的追求从未断绝。站在大一统集权角度的柳宗元忧虑藩镇割据导致李唐分裂，所以他的论述与孔学理想才会形成如此大的张力。基于这一点，我们对黄宗羲的进一步讨论有了必要。

明亡的教训深深刺激这位博学鸿儒对专制制度的反思，他回溯三代以来的历史，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而“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进而他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里必须注意明代与唐代的区别，明代制度设计的基本框架与理念虽然与李唐相似，但面临的困境与李唐截然不同。明朝之亡在于内忧外患，而内忧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央集权过甚。自朱元璋以来对政治体制的调整，再到建文改制，引发朱棣南下争得皇位。这些政治动荡不断强化了集权体制。中央上行政宰制的废除，开始培养皇帝的顾问班子。又由于出于对内阁的不信任，开始利用对皇权依附性极高的阉宦进行掣肘，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宦官祸政。地方上不断派遣监临之官巡抚（后期的总督）对明初创设的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进行掣肘，导致了“今各边有总督，有巡抚，有总兵，有本兵，有事复设经略，事权不一，能者坏于牵制，不能者易于推委”，正是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了明代后期从内而外的崩溃，战乱频生、朝野党同伐异、吏治腐败、外族虎视。黄宗羲出于对道统的坚持 ，一方面，明亡以后长时间组织反清运动，另一方面，著书批判自秦以来的暴政。认为封建制度才是理想状态，但由于“今封建之事远矣”，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因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这就与柳宗元截然相反，正如前文所述，柳宗元高度肯定自秦以来的秦制，而贬斥封建制度与性质相同的藩镇。而黄宗羲则不然，高度认可方镇，贬斥秦制。忠君爱国的柳宗元与坚守气节的黄宗羲无疑都是儒家最典型的大丈夫、士大夫形象，是值得被颂赞的对象，但为什么对制度的分歧会如此之大呢？要回答这一点，必须了解黄宗羲的支持方镇制度的原因。黄宗羲认为唐亡的原因被后世人扭曲了“自唐以方镇亡天下，庸人狃之，遂为厉阶”，李唐之亡不是因为藩镇割据，而是藩镇力量太弱小了“然则唐之所以亡，由方镇之弱，非由方镇之强也”，认为唐初太宗创设的边疆节度有效的遏制了边寇“当太宗分置节度，皆在边境，不过数府；其带甲十万，力足以控制寇乱”，但由于后期出现的方镇打破了原来的平衡“其后析为数十，势弱兵单”，导致“方镇之兵不足相制”。不仅如此，黄宗羲还指出了封建、郡县都有弊端，封建如果力量悬殊就会出现“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而郡县由于过分集权，导致“场之害苦无已时”。因此只有通过“使其并行不悖，沿边之方镇乎”，才能“去两者之弊”。因此他主张主张边疆都设立方镇以屏护中央，并给予高度自治的权力。包括：财政自主“务令其钱粮兵马，内足自立”、“田赋商税，听其徵收”；内政自主“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官吏任免自主“属下官员亦听其自行辟召”。他认为实施方镇有五大好处：一，因为自身利益考虑，充分调动边将守帅的积极性，“战守自固，以各为长子孙之计”；二、地方财务自给，缓和中央财政支出“今一方之财自供一方”；三，边区将士具有认同感，不会出现因为调发而出现的叛乱“边镇之主兵常不如客兵，故常以调发致乱”；四，动乱与危机不会大范围扩散“一方不宁，他方宴如”；五，制衡中央“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顾忌”。不得不说在明清之际（中国最专制的两个朝代），黄宗羲能前卫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这种论调直接与西方宪政运动有关，对权力的制衡及对自治权的规范），不得不让人振聋发聩。但就其历史事实来说，黄宗羲未免太过于理想化。路径依赖的形成使得秦政成为了无论庙堂之上高高在上的大人，还是江湖草野的贩夫走卒更为认可、更为接受的制度安排与政治想象。因此，即使黄宗羲意识到绝对的君权与单核化组织结构是中国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但由于制度惯性的形成，分—治—乱的大一统秩序观替代了原教旨儒家“兴灭国，继绝祀”的多元叙事。在这个意义上，黄梨洲离孔学之儒更近，而离荀子之学、董仲舒之学更远。柳宗元则反之。通过柳宗元与黄宗羲政制观的对立，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对治乱循环分析视角，让我们能够跳出封建地主-农民阶级对立的话语范式，重新整合史料回归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