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视角下的华夏，多元一体早就成为了学界共识，包容与开发是华夏文明最为显著的特点。她不会像基督世界、伊斯兰世界一样存在着极端的宗教战争，也不会像印度一样被外来民族征服后，统治阶级的文明层层嵌入原生文明，使得种姓制度的寿命会如此顽强。和而不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一直延续的根基，从而让我们走出东亚，面向世界，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世界级文明，建构出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与天下体系。万邦来朝的盛唐、雍容华贵的大宋、多元共存的大清，一直都是我们后世子孙的宝贵历史记忆与民族自信心的源泉。是开放与包容铸就了华夏多元一体的文明形态，是选择与吸收成就了华夏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即使近世西方工业文明东渐，我们依然能够迅速做出反映，将其成果作为我们的养料。但是作为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多元与一体是周政与秦政的冲突，是柳宗元与黄梨洲对于秦政（柳宗元话语中的秦制）基本看法的截然对立。在笔者看来，周政在制度上是极其多元的，它能够容纳各层级组织，基于宗法血缘、地缘，基于贵族高度自治的共同体。总之，在周政中，王室不具有绝对的排他性权力，能够与各种层级的自治组织共存，通过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开展日常的政治实践。在这种状态，君主受制于传统惯例、贵族领主的制衡，不会出现秦式的巨大动员力。但周政同样有着巨大的弊病，就是各层级组织结构如果出现极大的失衡，就会出现“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的情况，整个封建状态就会有被集权最彻底的体制所替代的危险，“传统的贵族政治与贵族社会都被推翻，代兴的是国君的专制政治”，周秦之变证明了这一点。随着兼并战争的愈演愈烈，存在着多元组织的周政就彻底被高度专制一体的秦政所代替。基于此，我们对秦政进一步的讨论有了必要。
正如前文所说，历代的知识分子对治乱循环进行了非常丰富的论证，但也都存在着时代的局限，在学术日益开放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秦政。在笔者看来，与其讨论治乱循环的原因，不如以特点切入，找出与周政的显著不同。其中笔者将其最显著的特点归之为四点：
（一）权力结构对内的具有高度排他性。秦式的政治制度是最具备资源整合效率的，中央朝廷能够通过自己授权组建的官僚、军队将百姓编户在不同的地区，从而作为税源、役源维持其财政开支与社会治安。中央朝廷是唯一的组织中心，地方上基于血缘、地缘、业缘、信仰的组织与中央形成了竞争关系，为了保障皇权的稳固与官僚的利益，他们不断压制各种地方组织，将地方的精英、财政集中于中央朝廷。这种高强度的汲取，虽然一方面塑造了强干弱枝的政治格局，维护了大一统。但过度的汲取扼杀了地方的经济活力，“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从而使得地方经济生产异常脆弱，“今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之九”（同上），在各种横征暴敛中，地方的生机与活力早被各级官僚与中央朝廷破坏殆尽，等待着的就是“官逼民反”。
（二）官本位的文化导致百业凋敝、吏治腐败、武德衰退。教育遴选机制的科举化消解了勋贵对皇权的制约，使得依靠官僚代理皇权的政治模式产生了路径依赖。印刷技术的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进程。智识卓越之才忙于“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读书做官，官本位的思想得到了其滋养生长的制度温床，也逐渐成为社会群体的普遍性意识。首先，这种官本位的社会氛围使得百业凋敝，工、商、手工业等非权力运作的行业成为了末业，自发创新的活力也逐渐衰退。本土创新能力的衰弱，使得华夏文明依赖于其他文明的互动，甚至依赖后者文化的输出；其次，官本位的社会风气使得吏治腐败。寒门之辈忙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忙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由于其成长周期的漫长性，使得寒窗苦读背负着家族大量财力、精力的投入。等到鱼跃龙门，身为父母官后，“大人们”就开始为家族置办田地，回馈家族。理想的崇高与媚俗的处世之道形成了巨大张力，再通过黄老无为的精神理念消化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官僚的政治形象。一方面，他们是张口为天下、为苍生的民之父母，另一方面，他们是为亲友谋，迎合上级求得升迁的蠹吏。这种制度层面的腐败是不为人主观意志（道义问责）所转移的，况且这种高度一元的制度安排，是不容许独立于政权外的民间监察组织来制约官僚，而自上而下派遣的监临之官往往治标不治本，甚至合谋腐败。最后，更重要的是，官本位的社会氛围使得华夏文明武德衰化，中国古代也形成了无兵的文化。“太平时代，一般所谓好人都不肯当兵；天下一旦混乱，少数流氓与多数饥民就成为土匪，只能扰乱社会秩序，并不能卫国卫民”，也就是政权在争夺天下及立国初期兵戈未止之际，出于政治形势的考虑，开国君主会挑选精兵悍将，以此巩固统治。但一旦政权稳固，君主们就开始“杯酒释兵权”，抽调精英拱卫京师，而将那些流民囚徒发配到边疆进行戍边。当然这种现象的生成具有阶段性，从战国以来，当兵不再是精英贵族的权利，而成为全民的义务“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使得秦“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成为了全民皆兵的虎狼之师。然而等到秦兼并天下，“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防止六国遗民反抗。到了汉代，兵制以募兵为主，但当募兵不够用时，“就大批的发囚徒，甚至雇佣外族人当兵”，“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兵与民隔离的局面非常明显”，“一般的民众处在大致安定的大帝国之内，渐渐都不知兵。这些既不肯卫国又不能自卫的顺民难免要遭流浪集团的军人的轻视”。因此真正统治帝国的精英逐渐也与武德分离，等到中唐以后，就彻底实现了断裂。大宋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演化。当兵成为了民众不得已的选择，人人都想挤破脑袋通过科举实现鸡犬升天，而打仗嘛，就交给那些流民和囚犯好了。
（三）事权分割的繁琐性。古代中国关于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其掣肘的有效性与严密性丝毫不亚于近代形成的民主宪政制度。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表现：中央朝廷内部的权力侵夺、中央对地方的权力下放、复杂繁琐的流官回避制度、监察制度。
首先，关于中央内部的权力侵夺，主要是君主基于对行政的干预与控制欲，自武帝以来内廷侵夺外朝权力，成为新的中枢后，新的内廷又开始代替原有的中枢。唐代的三省六部制度是及其完备的事权制衡体系，但君主仍然会启用给事中、中书舍人再次进行掣肘。政事堂成为中枢后，两宋又设计出来更为精细的二府三司制度进行制衡。明代废除宰相设立内阁，又将票拟权分给对皇权依附性更高的司礼监，甚至将掌印权也由司礼监垄断。这就在中央形成了内阁-司礼监双轨体系，原有的机构彻底成为了执行机构。等到清代军机处正式成为中枢机关，爱新觉罗·弘历成为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军机处虽在雍正朝设立，但那时候更多的是临时性的军务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