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这是各国私法中一条被普遍接受的原则，即合同严守原则。所谓合同严守，即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办事。一个有效的合同，除非有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或变更事由，不允许任意一方当事人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合同严守”是实现“合同神圣”的必要手段。然而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坚持合同严守原则可能会发生如下问题：任何合同在缔结之际，作为其基础的一般条件，如当时存在的法秩序、经济秩序、货币的特定购买力、通常的交易条件等，若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料到的变化，严守合同，继续维持合同的效力，使该变化的风险完全由合同的一方承担，恐有悖于民法诚实信用理念。因此，为应对实践的需要，维护当事人间实质的公平正义，鼓励当事人依诚实信用原则参加私法实践，情事变更原则应运而生。

依情事变更原则，当事人间一旦出现情事变更所属事由，受不利益一方有权请求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以期恢复利益平衡之状态。然而，在情事变更案件的具体操作中，一个首先必须需要回答的问题即，受情事变更影响的契约究竟该如何调整？变更抑或解除？由谁来调整？是可以交由法院运用裁判权进行调整，还是法律先使当事人负担一定的再交涉义务，交涉无果的前提下法院才进行干涉？英美法学界，有学者认为，法院无权对契约条款内容进行调整，这一规则应当摈弃，以顺应现代国际商法的发展趋势。另有学者却坚决反对法院有权对契约进行调整，应当鼓励契约当事人自己调整。事实上确实如此，法官并非商人，不能要求法官完全具备商人那样训练有素的调整契约的能力。况且，即使法官在尽到调查义务基础上，其所作出的判决，未必能真实反映双方当事人的意思，符合其利益。此外，若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只能通过诉诸法院来解决，不仅给当事人双方都带来诉讼的负担，亦会额外增加司法资源的消耗。因此，势必要在情事变更制度的适用中，引入意思自治的因素，以在纠纷解决这贯彻私法自治之原则，同时限制司法权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过分干涉。

鉴于此，德国学者Norbert Horn于1981年首次提出“再交涉义务(Neuverhandlung)”，并将其定义为:发生情事变更时，契约双方当事人为使契约内容适应于情事变化，应当进行相互协商的义务。再交涉制度的提出，在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时，可以为当事人的自主交易提供制度性框架，同时引入意思自治的因素，通过当事人之间自主性的相互交涉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自Norbert Horn之后，关于再交涉义务的讨论迅速在德、日、英、美弥漫升温。但是就再交涉义务的具体运用，理论界与实务界仍没有统一的意见，甚至是否应引入再交涉义务，学界仍抱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在肯定再交涉义务的基础上，就再交涉义务引入的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抛砖引玉，以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