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云南少数民族宗教记忆

冯惠玲在《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一文中提出：“档案是建构集体记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要素;档案工作者有责任通过自身的业务活动积极主动地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维护与传承”。云南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地，世居少数民族有25个之多。历史上，宗教与云南少数民族关系密切，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有诸如纳西族东巴教、藏族苯教、彝族毕摩教等民族原始宗教；又有诸如傣族的南传上部佛教、藏族的藏传佛教、瑶族的道教等一些外来宗教；还有在近代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文化等各方面影响巨大、拥有大批信徒的基督教。在基督教传入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一部分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水平，另一部分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水平。田斌生认为，由于社会发展，云南原始宗教赖以依托的社会结构功能发生异化，以经济、政治结构输出功能为存在条件的精神结构因此发生了畸变；而这一畸变的结果，使云南少数民族人民对原始宗教产生“失效”感，在人民精神空白时期基督教适时传入，进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可见，基督教的传入并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促使云南少数民族形成了新的精神结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耦合体系。对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档案文献收集保护，是对少数民族社会精神信仰更迭、社会结构演化、经济文化发展的追溯式记录，与“档案记忆观”中“档案工作从被动地守护‘自然’的档案遗存证据转向‘积极的档案塑造者’、‘有意识的构建公共记忆’”的观点相契合。
利于珍贵宗教档案文献遗产保护

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档案是西方传教士或云南少数民族进行基督教活动时直接形成的，具有记录和凭证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原始记录。按《档案学词典》对宗教档案这一词条的定义，宗教档案主要包括宗教管理档案，宗教活动档案，宗教史调研档案，宗教界学者、专家档案，宗教建筑档案5类。参照“宗教档案”词条定义，结合本身特点，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档案主要可以分为一下几种：第一，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纸质档案文献。主要包括以少数民族文字、汉字或外文撰写的经卷、赞美诗歌、布道讲稿、教条教规等；传教士或牧师的日志记录；教会、教友名册；教会建设图纸、财产登记簿；宗教刊物、出版物；政府部门对宗教活动的批示和视察材料等一系列用于记录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活动的纸质档案文献。第二，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碑刻档案文献。少数民族人民将基督教重大活动、传教士突出事迹刻在石碑上，形成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碑刻档案。已知的碑刻中以西方传教士的墓碑居多。云南昭通与贵州西北威宁县交界处的石门坎发现有伯格理牧师墓碑，墓碑上刻有挽联“牧师诚为中邦良友，博士真乃上帝忠臣”。第三，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像档案文献。敬拜仪式的组织策划、歌舞肢体动作、服饰道具、唱腔曲调等各方面细节可以利用音像档案真实记录。如云南楚雄大姚县苗族麦地冲村周边苗族教会感恩节用苗话歌唱当年法国传教士带来的赞美诗旋律，他们身穿民族服饰，手捧着玉米、南瓜、橘子等农作物跳着苗族舞蹈敬拜上帝，形成的音像档案资料极好地记录了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宗教融合的情况。第四 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照片档案文献。如云南省宗教事务局编制、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丛书《云南宗教场所》中《基督教、天主教卷》基督教部分收录了涉及云南省13个地州72个区县共327个基督教教堂的照片档案，并汇编成册。第五，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实物档案文献。如募捐箱、十字架、基督教袍、各类器皿等能反映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活动的实物资料。

虽然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档案文献资源丰富，但损毁严重。首先，宗教冲突损毁。孔孟思想和儒家精神使中国人难以接受西方神学思想；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瓦解威胁少数民族上层阶级如土司、大祭司的利益，故基督教传入西南滇缅地区初期曾受到强烈抵制，很多传教士遭到迫害，日记、手稿、宣教材料被抢夺焚毁。其次，在历史进程损毁。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彻底改变中国基督教半殖民地面貌”的口号和“教会大联合”下，传教士被驱赶，“三自会”在全国各地关闭了绝大部分的教堂；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不少牧者、信徒，因“披着宗教外衣、散布封建迷信，毒害人民”等罪名而被迫害，很多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档案文献在这一时期损毁[16]。基于上述原因，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档案文献资源亟需抢救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