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彰显社会性别认知变迁，推动女性集体意识形成

刊物主编包天笑以平等姿态和读者作者对话，发刊词最能体现编者意旨：“近世以来，欧风墨雨，震荡吾神皋。吾女界诸姊妹，亦怵于国势之日蹙，世道之日徵，思有以扶持之。虽女学光阴，仅于此尘霾黑暗中开一线，顾亦雅不乏明敏通达之闺彦，与夫忧国爱国之女士，时赐伟论，蘄以唤醒同胞之迷梦。同人等于是某为月刊，不敢谓于吾女界中发其光芒，亦绍介所得贡献于国民”。既有“唤醒同胞”之意，又有平等交流之风，鲜明显示了社会对女性性别认知的变化。

这一点从杂志的栏目设置可以充分体现。栏目包括实验谈、日记文、社会观、家政说、艺术谈、书简文、风俗观、交际说及“其他”（包括爱国小说、爱情小说、家庭小说、理想小说等“小说”类和诗、词、弹词、散文等“文苑”类）。在晚清媒体中，这种形式尤其显得风格民主平等，形式活泼，因此各类栏目都有女性踊跃投稿，尤以诗歌、见闻、散文和图片为多。还有例如第一号末尾“编辑室”按语，声明“本报第二期拟开一栏，曰《读者俱乐部》，当与爱读诸君相切磋，尚望诸君不拘一格，惠我琼瑶，为淮阴将兵，多多益善。且藉是可以交换智识、推广见闻，诚至善之道也。”这显示了办报人希望平等对话、交流知识的意愿。“读者俱乐部”栏目延宕至第三期才出现，《编辑室》栏目后来特别声明“读者俱乐部本极自由”，鼓励投稿，发表了许多内容丰富不好归类的短篇实用文章。这个栏目此后成为固定栏目，较少中断。这些都说明了杂志的平等、开放和良好的互动性。

Judge在这里把女性从传统定位中拉出来，作为变革的同盟者。她指出，《妇女时报》的主要目的不是对女性进行自上而下的启蒙，编辑者更看重创造一个平台，女性可以分享她们的知识以唤醒其他人、从而拓展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空间。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个平台和空间意味着：中国女性的集体意识、性别认同自19、20世纪之交女性杂志的创办开始萌发。它改变了传统时代各种《列女传》、《贤女传》，和直到清前期蓝鼎元著《女学》、陈宏谋著《教女遗规》中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身份和价值定位，社会对女性的认知在晚清发生了剧变。

2，流行与通俗的价值

清末民初文化在近代史上始终得不到较高的评价。这个时期的文化关键词是诸如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等为代表的“通俗文化”，而非五四之后兴起的“意识形态文化”。由于整个社会正处于所谓“新”、“旧”转折中，从今天的历史评价来看，这个时期的文化被后来的五四新文化批判为“市井琐屑”和“封建余孽”。《妇女时报》也因此受到研究者的忽视。

Judge对此颇有警惕和责备。如前所述，《妇女时报》已经有对各地女学的调查、对女子职业和妇女生活的调查等多种调查。中国社会调查高潮在1920/30年代，《妇女时报》的调查在中国现代社会调查史上有重要的发端意义。众多关于妇女参政的讨论，有关女性同性恋和女性社会问题的话题，对教育改革的研究，和女性疾病、小儿护养和妇产改革的讨论，以及诸多翻译国外的新文章等等，都可以看出，新文化人物对《妇女时报》等民初商业期刊做出的轻浮和苛刻的道德化评判，是不正确的。作者认为二者是历史上一场“追逐公众关注和文化权威的竞赛”，表现出“平淡的日常生活和高层次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日常商业文化和英雄政治文化之间的张力”，“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最持久的辩证张力之一的谱系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另一个意义讲，正是这些“流行”、“通俗”的内容和它的“市井性”，它才能搭建起较大规模的女性群体话语平台，反映更广大范围的社会性别认知，而这是精英文化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