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威廉姆斯是彻底的否定了康德式的现代道德概念，那么内格尔则是在承认这种概念的前提下揭示现代道德哲学的悖论。内格尔从“控制”的角度对道德运气作了描述性的定义，“凡在某人所做之事有某个方面取决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因素，而我们仍然在那方面把他作为道德判断对象，那就可以称之为道德运气。” 但是我们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取决于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正如内格尔所言，“我们想要做的事是成功还是失败，几乎总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某些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 例如，一个莽撞（醉酒）的司机是否撞伤一个行人，取决于在他莽撞的穿红灯时行人是否在那里出现。归根结底，“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或几乎没有一件是完全由他自己控制的” [2](26)，而如果一味的将是否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作为道德评估的条件，那么无疑会削弱道德评价。甚至是不是对于所有的行为都不能进行道德评估呢？这样是不是就完全消解了道德判断？

内格尔认为仅仅根据现实情况（其中包括很大的运气成分）做出道德责任判断的情况并不矛盾（威廉姆斯认为“道德”与“运气”在语义上就构成修饰矛盾）但却蕴含深刻的悖论。他对道德运气悖论的表述如下：“一个人只能对他所做的事负有道德责任；但是他所做的事产生于大量他没有做的事；因此，他对他负有责任或不负有责任的事都不负有道德责任” 。第一句话可以看作是对现代道德哲学的责任-控制公式的一个表达，第二句话可以看作是运气渗透于生活的总结。因此悖论的结论就是：构成现代道德责任概念的核心要素正威胁着它的适用性。那么内格尔到底是如何理解责任-控制模式，以至于在他看来道德运气现象似乎表明道德责任是一个悖论呢？在内格尔看来，责任-控制公式其实与这样一种观念相连：即当且仅当行为出于主体能动的控制时，该行为才是值得称赞或者应受谴责的。进而言之，当行动与主体能动性相关联时，主体就控制了其行为。而行为若出自于能动的自我时，我们就可以对行为做出道德判断。而对行为做出道德判断实际上就是对行为主体做出道德判断，“ 我们是在判断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的存在或他的特性” 。因此，我们若要从道德的角度去评价某一行为，就必须确保行为与主体的能动自我的正确关联，否则就无法进行道德判断。另外再看内格尔对道德运气的刻画，他总结了道德运气的四种形式：生成性运气、环境性运气、前因性运气和结果性运气，而我们的道德生活总是处于运气的包围与渗透之中。内格尔的推论实际上是：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运气的对道德生活的普遍性影响，那么就必然会得出结论：行为与主体能动性之间不可能存在实际的联系，或者说，没有人真正能控制他的行为，因为每一种运气都几乎切断了这一联系。

首先看生成性运气。这一运气关涉行为主体的倾向、潜能和气质，“你是某种类型的人，这不仅仅是你有意做什么的问题，而且是你的倾向、潜能和气质的问题” 。行为主体的气质、潜能和性格可能不受他自己控制，例如某人生性贪婪，这一倾向并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但我们可以在道德上对其谴责。而如果将行为的产生解释为由于行为者具有的某种性格特征（例如同情或冷漠），那么就可以说，行为者本身就是那样的人，但是我们会凭直觉来称赞或指责他的行为，这就是生成性运气。为什么生成性运气切断了行动与其主体能动性之间的联系呢？原因在于它敞开了一种心理阐释形式的大门，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循环的决定论。例如，张三由于其性格冷漠而从来不捐钱给慈善机构，而他为什么会性格冷漠呢？是由于他的成长环境使然。或者说李四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所以它经常帮助别人。在这种解释中，行为者自身似乎退居幕后，与事件相关的性格特征成为关注的焦点，然后再阐释行为者是如何具有那种性格的。尽管我们会将行为归于一个人的性格，我们依旧会对行为者做出道德判断，例如，张三的行为该受到谴责，而李四的行为该受到称赞。甚至我们会谴责一个人冷漠，而赞扬一个人具有同情心。但是一旦我们认识到行为者具有哪些根深蒂固的性格特征，根本不受他自身控制，那么同情行为或者冷漠行为与主体之间的联系就显得毫无根据。

第二种是环境运气，即人们面临的问题和处境。例如一个闯红灯的司机的道德程度会因为是否恰好有行人过马路这一他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而很不一样。如果恰好有行人，该司机将会为他们的死亡而受谴责，而如果恰好没有伤到人，那么他因此而受谴责的程度将大大减轻。如果说生成性运气提供了行动解释的心理基础，那么环境运气就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的解释基础。一般看来，一个人若由于身处某种境遇，而被迫做出某种选择，我们会称其为 环境的受害者。反之，则会推测，如果这个人处于一种不同的环境，他的行为将大为不同。也就是说，任何处于此种境遇下的人都会与此人一样做出相同的行为，那么该行为与行为主体能动性之间的联系似乎就再度消失了，行为者再次退居幕后，所发生的一切行为似乎可以用环境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