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政治上的变化导致了价值观的转变，当意识形态和文化市场的主导权，向大众文化和传播媒体转移时，知识分子感到非常失落，可文化环境呈现着不可逆转的趋势，作家们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并作出自己的选择。90年代以来的“散文化”现实，加快了诗歌的“边缘化”的进程，海子、顾城等令人窒息的诗人死亡事件，也被看作是诗歌地位滑落的象征性事件。不难看到，如今诗歌既不能满足大众文化需要，也无法符合一些作家对抗“现实”的批评功能的预期，因而出现了所谓的“圈子化”。曾在诗坛居重要地位的舒婷，将其创作的重心基本转移到了散文上。她曾在赴德写作之前，发表文章总结了自己的创作历程，1970-1990年的二十年间以写诗为主，偶尔客串写文章。1990-1996 年，这六年间以写散文随笔为主，偶尔想想诗歌。1996以后，“与诗似乎难以破镜重圆，散文随笔好像也非白头偕老的归宿。”随着消费文化、大众文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为了迎合大众口味，作家们不得不进行新的探索，去寻找适应新语境的文体。

“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两种文体位置的地嬗变迁，鲜明地反映了时代文化的状况，也显示了文学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密切的联系。”如果说理想主义是80年代的标签，那功利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90年代的代名词，“对意识形态乃至一切人文价值的冷漠成为一代风尚。”这个时期回归个人，回到人本身，回到个人体验，回到日常事态和心绪，显然是有效的“解毒剂”。散文的本质恰好与当时的时代特点相契合。因为散文就是一种杂烩文体，一种自由、大众的文体，它不需要深厚的写作功底。而诗歌，是一种感情充沛的文体，是一种神圣的文体，同时也是一种“小众”的文体。五四时期，我们追求“民主”“自由”，强调“人的价值”，生存关怀成为诗歌基本的关怀；在战争、革命年代，诗歌便成了大众化的；当解决了生存问题，生命问题上升到主要高度时，诗歌就呈现出了“小众”化的特点。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生命关怀成为主流，相比散文、小说等文体，诗歌受众面就更小了。丹纳说过：“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张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撤。”可见，外部环境的改变是无法避免的，舒婷在90年代的散文选择也是一种无奈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