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年代“朦胧诗”的论争已经告一段落。1979年顾城的《无名的小花》在《蒲公英》小报上的发表，标志着“新的课题”在文坛上出现。当然，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引发社会两种声音。1980年谢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首次对文坛中出现的这种新现象给予概括，叫做“朦胧”。随后，“三个崛起”更是代表了支持派对朦胧诗的肯定。然而，反对声也不绝如缕，当时的批评者主要是从“看不懂”、“自我意识偏离”、“西方现代意识与写作方式”等方面对“朦胧诗”提出意见。

在这次论争中，舒婷得到了“支持派”与“反对派”的共同关注，被认为是“朦胧诗”潮中“报春的乳燕”。1979年舒婷的《致橡树》被当时具权威性的刊物《诗刊》转载，诗中所表达的柔情、对爱情的坚贞以及自我独立意识，赢得社会好评。1980年《福建文学》更是开辟了“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的专栏，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讨论，随着她知名度的提高，批评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将她和“朦胧诗”联系在一起，并将她推向核心地位。但是，舒婷的诗歌是“朦胧诗”中最不朦胧的，她的诗歌中所蕴含的思想意识以及创作手法都与传统写作分不开，将她推向“朦胧诗”的核心，恰如周良沛所说：“这些‘原则’‘倾向’的鼓吹者，都是用舒婷的作品作为盾牌在冲杀时举起来的。”可以说，当时对舒婷的论争就集合了对“朦胧诗”论争的所有焦点。面对文坛中的新现象，不少作家、学者态度比较柔和，比如公刘、谢冕、孙绍振等主张宽容的对待这些新诗的探索者，并希望给予这些青年作家一定的引导，但批评者仍是不依不饶，态度激烈，语言尖酸犀利，甚至把舒婷弄哭了。舒婷在文章中曾提到，“这年春节，恶性毁谤击中猝不及防的我，大年初一我整整哭了一天，有位老朋友陪我在渡口坐到深夜。海微语着，柔波起伏。”从《致橡树》到《流水线》无一不是众人评判的对象，当《会唱歌的鸢尾花》再一次受到批判时，她累了，敏感的心经不起在漩涡中回荡，她曾说：“为一句话而沉默，是值得的。”她最终还是沉默了，她搁下了笔，决定好好休息一下。对舒婷来讲，一个人的生活一旦出现重大变化和转折，随之她的情感和经历也会进入新的领域，当用来承载情感和经验的作品面临岔路口时，沉默不仅是积淀思想和积蓄力量的一种方式，更是在抛物线之后有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个选择便是散文。在舒婷的创作早期，幼年的经历、知青一代的生活，内心的折磨等都使她迫切需要借一种文体来进行抒发，诗歌这一文体的高贵性，恰是她抒发理想，表现忧患意识、觉醒意识、历史使命的最佳选择。这种“情理”，只有诗歌的语言和文体才可以与之匹配。当个体意识的开始回归、价值感的逐渐失落、生存意识、生命本体的探究成为主导，散文的文体特征以及在阅读和生活中形成的中和的文体意识使她开始向散文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