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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唐代士人狎妓冶游的风习
 
更新日期:2020-07-02   来源:   浏览次数:303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唐代政治较为清明、思想开放、个性张扬,文人身处于一个闺门不肃、礼教不兴的相对宽松的时代氛围中,这缘于李室王朝本出于关陇集团,胡化色彩浓厚。受

 
 唐代政治较为清明、思想开放、个性张扬,文人身处于一个“闺门不肃”、“礼教不兴”的相对宽松的时代氛围中,这缘于李室王朝本出于关陇集团,胡化色彩浓厚。受“胡风”的影响,人们的思想束缚较少,情爱也相对较为自由。南宋朱熹曾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唐代社会婚前性行为较多、婚外性行为较多、离婚和再嫁比较普遍。征之于史实,唐王室中,太宗纳弟媳杨氏为妻,高宗立太宗才人为后,玄宗立儿媳杨玉环为妃,武则天供奉面首“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莫不如是。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中记载,宫中公主再嫁现象亦颇为普遍,如太平公主先嫁薛绍、再嫁武承嗣、后嫁武攸暨。上所行者,下必效焉,故而在唐代社会,私奔、改嫁现象普遍,唐传奇中出现私下幽会、私订终身的情恋故事就不以为异了,它们是唐代自由开放的情爱风气的产物。裴铏《崔炜》和《颜濬》中的田夫人和张贵妃都曾是有夫之妇,后来又与凡间男子成婚,从中可以管窥唐朝改嫁和再嫁之风的盛行。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指出:“唐时禁网宽弛,无文字忌讳之祸,故其文士多轻薄,喜造纤艳小说。”在唐代人鬼恋中,既有夫妻间的至爱至情,也描写了不少思女旷男的非婚结合,强调情爱的纯洁性和非功利性目的,凸显时人对情爱渴求的天性。人鬼恋故事中男女主人公大胆率真,积极主动,举止开放不拘礼节,也或多或少带有离经叛道的意味,如《李章武传》中写的便是封建社会的婚外恋,然而作品中并无污秽感和庸俗气,反而对这种生死不渝的情感进行赞颂。李剑国先生评曰:“章武与王氏妇婚外之恋,此本唐代士子习见事,不必深诘。且王氏妇以绝世才貌而屈为常人之妻,自有不平之心,乍逢才子风流倜傥,悦而私之,亦合于情矣。”

除了开放自由的情爱风气之外,唐代以诗赋取士也助长了文士崇尚浮华、风流佻薄的性格。唐代文士好文尚狎,崇尚风流。《唐摭言》卷五亦云:“近风偷薄,进士尤甚。”他们炫文逞才、激扬声誉,寻芳逐胜、行为放浪,纵情声色、狎妓冶游,不为礼法所羁。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在情爱方面,他们对朱门高墙之婚姻难以寄望,而艺妓地位低下、色艺俱佳得以填补其情感空缺,满足其心理需求和感情寄托。艺妓主动示爱、投怀送抱,文士对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充分满足了唐人男权的优越感,他们不加掩饰地追求情爱并以此自诩,彰显其志得意满。

唐代人鬼恋作者多是进士出身,其不可避免地记录了文士恃才放旷下的浮华和风流。鬼魅世界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情爱幻想,在这个营造出来的艺术世界里时有露水姻缘的婚恋描写,士子与姿色艳美、情趣高雅的鬼女交往、幽会甚至缔结姻缘,不必在意现实的社会舆论,也不受道德约束,甚至还令人艳羡,即使始乱终弃、移情别恋也不会负疚不安。《霍小玉传》中书生李益所言“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揭示出男主人公的这种深层心态。在唐传奇人鬼恋故事中,男子轻佻、女子主动相就的描写比比皆是。李章武在市北街邂逅王氏妇“乃悦而私焉。居月余日,所计用直三万余,子妇所供费倍之”,李生行止明显为文人狎妓的写照。而王氏女自谓:“我夫室犹如传舍,阅人多矣。其于往来见调者,皆殚财穷产,甘辞厚誓,未尝动心”,则明显可见艺妓生活的影子。

因此,唐传奇人鬼恋故事中,短暂的缠绵多不能长相厮守,鬼女形象带有风尘气、青楼气,她们比现实中的女子更自由奔放,或显或隐地反映出唐代文人在情爱关系上狎妓式的风流。程国赋先生认为,人与神女、仙女的恋情隐射世间贵族女性与男子交往乃至私通的社会现象,人与鬼魂等恋情是文士与妓女生活的间接反映,确为剀切之论。这些才艺俱佳的艺妓通过创作者主观幻想的置换与变形,由现实生活中的知己化身为人鬼恋的故事主角。其在作品中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唐代社会文士在传统两性道德婚姻以外的情感生活和对情爱的追求。

从人鬼恋的故事来看,男主人公多为青年男性,或官宦世家子弟,或奔竞争考场的进士书生。他们对女性重貌轻情且感情多变,最初不过是出于美色“悦而私焉”。唐代文士津津乐道鬼女的情爱,将其视为一桩风流韵事,作品中对鬼女的美貌、遇合的情洽、幽会的情调都着意渲染,曲折反映出现实生活中文士与妓女的情意,也表现了唐代庶族地主阶层世俗性、享乐性的特征,他们自我意识增强,不为礼法所羁,以嬉游荡其情,大胆承认“追欢逐乐少闲时”,行事作风接近世俗之流。因此,唐传奇人鬼恋中书生进士多疏野而放荡、好色而轻浮。《广异记》中的《杨准》《薛矜》、《裴徽》等都有凡男遇鬼女悦其容姿而主动挑逗的描写。《裴徽》中曰:“徽有才思,以艳词相调,妇人初不易色,齐献酬数四”;《杨准》中曰:“准见挑之,与野合”;《华州参军》中的柳生心慕崔氏女而又情挑婢女轻红亦是明证。《王玄之》中“王试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亲昵,明旦辞去”。在他们身上都体现出唐代士人行止放浪、禀性风流的特性。这种狎妓的时代风习不仅是当时唐代士林风行的一种行为方式,同时也在唐传奇人鬼恋作品中得到鲜明体现,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社会关系的反映。陈寅恪先生曾论曰:“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娼妓文学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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