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创作”，文艺工作者要想创作出优秀作品，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还要能“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又讲到“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 其实质是明确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核心价值问题，即审美观的问题。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社会集团的人具有不同的审美观。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既深刻把握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的根本价值取向。据统计，党的十九大报告共出现了203次“人民”。何谓“人民”？“人民”一词自古就有。在我国先秦传世文献《管子•七法》中，载有“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此处“人民”泛指人类。也有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如《孟子•尽心下》：“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在欧洲，“希腊三贤”等人的著作中，“人民”是将奴隶排除在外的奴隶主和自由民。后来，“人民”一词被与国民、公民等词混用，泛指全体社会成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的主体是从事物质、精神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所以习总书记讲，人民予历史，是“创造者”、“见证者”、“剧中人”和“剧作者。”[1]127无论是勇敢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还是宣扬“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而中国共产党施政的根本立场，正是“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4]的人民立场。
古代中国，先贤们很早就认识到民心对于治国理政的极端重要性。如《尸子》载：“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又如《尚书》中记录大禹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春秋谷梁传》说“民者，君之本也”；《孟子》则十分尖锐的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史记》则说“王者以民人为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故而儒家主张仁政爱民，《荀子•哀公》里记录了孔子对鲁哀公讲的一段话：“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当然，我们现在认识到不论是“仁政爱民”，还是“民贵君轻”的思想，都具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历史局限性，但也表明中华民族历来就有重民、亲民、爱民的民族传统。
历史上的中国，也曾有许多画家关注民生，表现劳苦大众的日常生活。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北宋画家张择端。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据说绘有人物814人，牲畜83匹，船只29艘，房屋楼宇约30多栋，车辆13架，轿子8顶，桥17座，树木约180棵。透过这幅画，我们可以领略到九百多年前的北宋都城风貌，对北宋末年的商业、交通、民俗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情态等等产生非常直观的认知。可以说，正是画家选择了人民的立场，亲近人民、贴近生活，才成就了这样一件举世闻名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
罗中立的《父亲》，是一张巨幅的普通农民肖像画。1980年，《父亲》一经展出，立即引起美术界的轰动和全社会的巨大反响。因为在中国美术史里，这是第一次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形象如此描绘出来的。邵大箴在《也谈〈父亲〉这幅画的评价》中写道：“《父亲》确实表现了我国当代农民的疾苦，但它远非只是客观地再现农民生活的苦楚，而是表现了仍然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下，老一代农民勤劳、朴素和任劳任怨的优良品质。” 据罗中立讲，《父亲》是根据他在大巴山生活的体验，以及与农民结下的深情而创作的。因为作者深谙农民的困苦，懂得农民的欢乐，更理解农民的需求。所以，《父亲》能够激起人们对于普通农民由衷的热爱、赞美和强烈的责任感。
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为新时代美术创作的“根”，即要求美术创作者深入人民、理解人民、表现人民，并如习总书记所讲“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