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的行为，实际是求真思想的体现。我们从美术创作这一具体的工作来看，美术创作是一种审美创造活动，其目的简言之，就是创造美。弗雷格认为美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件事物可以比另一件更美，但真的评判，要么是真要么是假，很难做程度上的比较。当我们问 “什么是美？美在哪里？”时，其本质就是对美的批判和反思，也就体现为求真的过程。而美术创作的“真”要落到实处，就绕不开美术创作的社会功用问题，亦即其价值衡量的问题。

在先秦时期，古人已经认识到绘画的社会教育意义，也就是绘画的社会功用问题。《孔子家语•观周第十一》记录了孔子适周时的见闻：“……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可见，周王室已有将人物绘像与训诫之言结合起来以实现其劝诫、教化的功用，可算是图写“善恶之状”，以寓“兴废之戒”的图训模式。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也认为:“图绘者, 莫不明劝戒, 著升沉。”[5]6-7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直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又总结道:“以忠以考, 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 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 见恶足以思贤。” [5]9-10云台麟阁，即云台二十八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亦为这类图训模式的一种体现，其意义正如曹植《画赞序》所言：“存乎鉴戒”，即审察省鉴往事教训。此外，还有美国人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所表述的社会大环境的美对身处其中的社会个体的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除了社会教育功能，美术还具备审美功能和认识功能。当然，这三大功能的实现有一个前提，即审美对象的客观存在。因为审美这一过程，是由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共同作用完成的。尽管我们讲作为审美主体的个体的人，天然存在审美能力的差异，审美的结果和认识、教育的结果亦不尽同。但审美是一种在经验与教化中可习得的综合能力，个人的修养、学习、情致和阅历对于审美能力的提高有积极的作用。从美术创作的范畴看，审美对象可以狭义地视为美术创作的成果，即作品本身。在美术创作者创作作品的过程里和受众对美术作品进行审美观照的过程里，审美功能自然而然得以实现。而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实现，则还要受到美术创作题材和创作内容的限制。那么，新时代需要什么样题材和内容的美术创作作品呢？

我们看到，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以提出问题的方式对当前文艺界里的一些现象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一是去主流价值观的现象，表现为部分作品丧失了基本的审美评判基准和立场，有的“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甚至“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二是脱离群众的现象，部分创作者“只写一己悲欢”，背离了基层大众的生活，为了迎合市场，还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行为；三是逐利忘本的现象，金钱至上，不愿潜心打磨作品，直把文艺作品当成“摇钱树”、“摇头丸”，以致“搜奇猎艳”、“粗制滥造”。正视这些问题，并以此为鉴，甚至逆向思考，我们才能明了新时代美术创作的前进方向。而要怎样解决当前文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而代表了“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铸就了中华文明，并“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2]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一定“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的。

将“中华民族精神”作为新时代美术创作的“真”，即要求美术创作者充分利用文化自觉理论的文化反思、文化批判方法，以习近平文艺观为参照，解析文艺界各种问题、乱象背后的思想根源，深入探讨“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1]134这一论述的思想内涵，从而清晰把握新时代中国美术创作的审美要求和批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