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介的参与下，口述历史的叙事空间无限扩大，形成了从受访者到访谈者到媒介到受众的链条。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构成了叙事的重要组成。“叙述者不所不在（omnipresent）（与“无所不知”相区别的一种权力）”。每一环的叙事构成了下一环叙事的前提，下一环叙事有筛选、压缩和扩展了上一环的叙事，形成了叙事的套叠。“这些技术上的突破重新定位了叙述者的声音，或许为口述历史叙事中一些更无实体的理论和文学处理提供了纠正。同时，它们也为更复杂的探索提供了机会，探索人们是如何构建他们的叙述的。听到采访和叙述者的时候，他们的动态也可以被把握，包括他们的议程和主题的每一个界面，以及他们的权力转移关系。”因此，媒介视域下的口述历史叙事的空间在采访者和受访者的对话基础上，极大的得到了扩展和绵延。媒介作为一种叙事到底对口述历史的叙事空间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一是叙事空间的再发现。媒介的发展丰富了历史的语言。人的表情、动作、沉默、哭泣都成为更生动清晰的历史表现。其次是口述历史的叙事空间拓展衍生。媒介视域下的口述历史叙事处于创造新和分析性的十字路口，而媒介作为一种叙事的尺度控制着口述历史在十字路口的走向。但是，媒介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口述历史叙事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因此，媒介视域下的口述历史叙事呈现为“一个具有无尽可能性的网络，而不是一个预先设定的事件序列”。不管是口述历史叙述内容的丰富性，还是口述历史在叙事形式的丰富性，媒介视域下的口述历史的叙事空间将呈现一种“流动”（mobility）的状态，形成“口述历史叙事的空间景观”。

（一）媒介叙事作为口述历史的表征形式

访谈者和受访人是口述历史进行的基本环节。在传统的口述历史中，访谈者将受访人的访谈内容转录为文字，使其成为一种基本的口试历史研究的档案和史料。这种关于口述历史经验的描述是作为一种“显性的历史信息”呈现给历史学家、研究者和观众。所有人都能从这些访谈内容中简单明白的了解发生在受访人身上的生活故事。

媒介叙事的介入，使得口述历史的记录形式发生了转变，录音和录像使得口述历史的访谈过程以声音或者影像的方式呈现。这样的记录为口述历史带了更多的潜藏在显性生活故事下的“隐性的历史信息”。首先，访谈者与受访人完整的对话形式被记录下来，访谈者询问方式的选择，问题的选择都一一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访谈者与受访者两者的互动指向的交往行为和对话其实体现了口述历史对话实质。其次，口述历史现场中的任何声音和行为都潜藏了历史信息。在不同媒介方式的记录下，这些隐形的历史信息成为了再现的符号。作为前景的能指与作为背景的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存在着各种复杂的联系，媒介的更新和介入，使得作为背景的所指逐渐清晰，人们通过合理的推理便能再现缺席的历史信息。口述历史某种程度上的自发性与任意性的表征都被媒介捕捉和记录。

迈克尔·弗里希写道:“有许多意义的世界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没有人会假装文字记录比声音本身更能真实地反映采访内容。意义通过上下文和背景、手势、语调、肢体语言、停顿、表演技巧和动作来传达和表达。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被限制在文本和文字中，我们将永远不会找到这样的时刻和意义，更不用说有机会去研究、反思、学习和分享它们了。”在录音和视频中，我们便可以清晰的感知到受访者的停顿、笑声和哭声、沉默等。而这些都是符号表象传递给我们历史信息。我们可以通过口述历史中的“象征性断裂”和“不连续的话语单位”，分析受访者话语形成的风格和原因。王汎森教授在北大的史学讲座中曾提出“想像性证据”一词，用以形容在历史信息与历史信息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空白，而在这些空白恰好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证据，用以指示某些看似缺席的在场。这些叙事的空白在媒介的语境下得到了全新的补充和解释。媒介叙事对于采访者的情感表现、话语风格，记忆和叙述方式，以及访谈者与采访者的关系都有了更清晰明确的表达。

媒介叙事所表征的历史信息还不止于符号的实物表征，更指向媒介延伸所带来的多感知的融合。“媒介即感知”，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提到：“人的感觉——一切媒介均是其延伸——同样是我们身体能量上“固执的电荷”。人的感觉也形成了每个人的知觉和经验。”新时期的媒介已经不仅独立存在，而是越发凸显出媒介融合的趋势。媒介的发展调动了观众的多种感官，使得观众获得更加主观的情感体验。观众置身于媒介所呈现的口述历史情境之中，通过感性矇昧的整一性直接形成对情境的经验性记忆，这是缺席的历史转向在场的经验过程。观众联通媒介，直观到受访者和访谈者的现场对话，并实现假设性身份的互相转换。这样，媒介沟通了观众的群体，使得其获得更加丰富的口述历史知识认知的同时还接受了口述历史对话所营造的情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