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界的模糊：信息的破碎

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空间生产的意义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转向”，除了关注那些正统的、公开的、社会化的资本空间，空间生产的对象开始转向那些黑暗的、缝隙化的、边缘性的空间碎片。口述历史媒介化使得口述历史的固定的受访人和访谈者、以及其对话关系被打破，口述历史的每个主体即是口述历史的生产者，也是口述历史的诠释者。通过口述历史媒介化，口述历史空间实现了社会化的生产方式。访谈者的访谈笔记，受访者的修改文本、观众的再度诠释等都成为了口述历史再生产的方式。口述历史纪录片、口述历史访谈节目、根据口述历史改编的故事片都是对话空间中的新产物。人们通过这种新形式的对话方式来填补历史空间的断裂，使得人们获得一种历史的时间和空间的依附和归属感。人们通过这些个人化的媒介化的历史叙事填补被历史遗忘的失落感。

但与此同时，口述历史也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随着口述历史的参与者愈来越多，口述历史的采集人员从传统学术工作者转向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口述历史的访谈项目也从关注传统史学转向日常生活，面对的人群也从老年人转向各个年纪的相关人群。但是，对于口述历史的媒介化存储和使用还处于碎片化和片断性的阶段。正如迈克尔·弗里施(Michael Frisch)所指出的那样，“口述历史中最黑暗的秘密是，没有人会花很多时间听或看录制好的采访记录”。在媒介网络中，我们看到了星星点点的散落的口述历史，他们就像一座座孤岛，与人们的日常建立起特别偶然的联系。口述历史成为了人们猎奇、伸张历史正义的符号和工具。成为了人们表征自己存在的新一轮历史话语崇拜。

（二）通往口述历史的媒介化的流动空间

口述历史所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一个固定空间场域的对话，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口述信息网络。如果说传统的史学侧重的时间之流的研究，那么口述历史的媒介化为我们带来了一次历史的空间化想象。口述历史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经验之流，而是面对多重序列交织的历史空间。媒介视阈下的口述历史面对的是一个“共时性的、并置的时代，处于近与远共存、肩并肩却又相互离散的时代”。因此，对于口述历史所带来的记忆遗产，我们需要通过媒介化的方式激活和联合，使得口述历史在媒介化的空间中不断的裂变和缝合再造。

与传统的空间地图不同，媒介化的地图可以清晰的看到口述历史叙事空间的变化与权力对话关系的生产。每一个口述历史的断点都为地图的扩大和变化提供了新的空间。口述历史通过叙事的线性演变和对话的共时生产的交织，实现向“流动空间”的转变。口述历史采集的app、口述历史数据库、口述历史博物馆、口述历史的影院等口述历史媒介都将作为口述历史流动空间的一部分。

2016年，《我的家史馆》app上线，这是首个通过网络化的方式采集的口述历史的app。该app设置了“我的家谱”、“我的记事”、“我的画册”、“我的视频”、“我的书籍”、“家族祠堂”六大板块，以此为家族记忆的建构和保存提供了平台。通过数字化的收集方式，口述历史成为了实现了数据的采集和储存一体、收集和传播共时的媒介化空间。同时，口述历史博物馆的建立也想要通过激活“记忆景观”来实现口述历史的传播。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收集了大量有关个体记忆的私人物件。到现在馆内收藏有15，000多幅油画、素描和雕刻品，以及30，000多张海报。馆藏物品包括从飞机、装甲战车、海军舰艇到制服、徽章、个人装备、奖章和装饰品等；英国和外国的文件；参考书阅览室内155,000多册的印刷书籍；1.2亿英尺的电影胶片和超过6,500小时的录像带；600多万张相片、底片和幻灯片，以及约32,000小时的历史录音带。帝国战争博物馆中的“残留物“所形成的”记忆之场”成为了时代和永恒幻觉的见证者。”其博物馆通过复活复数的个人记忆和创造多感知的身体记忆的两种途径，寻求物品通往记忆之场的道路，实现历史现场与历史记忆的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