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荀三者中，明确提出“成人”这一概念的是孔子和荀子。孟子虽未提及“成人”，但他所说的“大丈夫”同样是理想人格的一种表达。
1.孔子的“成人”标准及其常态化表达
当子路问孔子何为“成人”时，孔子回答道：“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以臧武仲、孟公绰、卞庄子、冉求四人的品格特性为例，通过将其组合在一起来完成“成人”品格的建构。如果用当今时代的视角来看，孔子之言不经意间与“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理念相契合，因而这一段话可视为人之全面发展的初步规划。朱熹将“成人”解释为“全人”，是对孔子言论颇为中肯的理解。由于所举四人分别是在智、德、勇、艺等领域非常突出之人，练就其中一方面的才能已经绝非易事，更别提四者兼具了。基于此，孔子接下来为常人提升为成人提供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标准，即“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论语·宪问》）。如果看见利益就能想到是否合乎义，面对危难敢于献身，早已约定的事不忘记去做，那就称得上“成人”了。孔子的这一补充，将严格琐细的行为标准转化为普遍的、人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的行为规范，这对于避免造就单一、刻板化的理想人格以及保障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有重要意义。
实则，孔子的“成人”观念有一个常态化的表达，即“君子”。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孔子所言“君子”予以把握。首先，君子的行为原则是“义”。孔子以“义”“利”作为君子和小人相区别的标准，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喻于义”，即坚持为人的根本道义，也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君子的毕生追求应该是“谋道”而不是“谋食”，心之所向应该是“忧道”而不是“忧贫”。君子和小人的差别在极端的条件尤其是困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即“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论语·卫灵公》）。其次，君子的人格特征是文质兼备、内外兼修。“质”，即上文所言“义”，也就是君子品格得以挺立的内在道德支撑，这是孔子道德学说的根本基石和出发点。与此同时，孔子并未否定外在之“文”的作用，它具体指涉由礼乐教化所构成的行为规范。真正意义上的君子，既有内在的道德仁义，又符合礼乐教化的具体规定，可谓“内外兼修”。最后，君子的理想目标是内圣外王。无论是仁义之道的坚守，还是礼乐教化的文饰，都是从君子个人修养的层面而言，而孔子的关切并非局限于此，他认为理想的君子除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修己”），还应忧心于他人和百姓，即“安人”和“安百姓”。
2.孟子的“大丈夫”人格及其内在道德支撑
孟子的理想人格学说由其著名的“人禽之辨”问题开启。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也就是说，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只有很少的一点点，而它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质。在孟子看来，这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点就是“由仁义行”（《孟子·离娄下》）。需要注意的是，孟子使用的是“庶民去”和“君子存”，这里的“去”和“存”道出了问题的关键，即作为人之为人之根本的“仁义”并非有选择性地赋予某类人群，而是普遍地为人所拥有，并且是生而具有的一种潜在禀赋。“仁义”虽然“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尽心上》），但这种“固有”之“仁义”并非一开始就是现成的事实，而是由“四端之心”的发端和扩充而坐实。“端”即端倪、发端，或者说是一种引发道德品行之确立的苗头。《孟子·公孙丑上》记载了这样一个经典情景：一个人若看到即将跌落井中的孩童，内心会油然升起“怵惕恻隐”之情，这种感情并非因为这个人与孩子的父母有私交而产生，并非因为考虑到救助孩子会得到乡邻的褒扬而产生，也并非讨厌孩子的哭声而不得已为之。这种感情，与任何功利性的考虑无关，而是完全由人的内在本性所生发，这便是“仁”这一道德品行的发端处。其他诸如“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分别作为“义”“礼”“智”道德品行的发端。顺此思路，成就仁、义、礼、智良好道德品行的必由之路，就是“四端之心”的“扩而充之”（《孟子·公孙丑上》）。
既然仁义内在，孟子所向往的便是“居仁由义”的“大人”，以“仁”作为居所、“义”作为道路，一切依照内在的仁义原则去做，如此才能达至完备的理想人格。如果谈及“大人”品格的具体表现，孟子关于“大丈夫”人格的具体描述则是最好的回答。孟子理想中的“大丈夫”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是一种由内在的仁义道德所挺立起来的完美人格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