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课上课方式的核心在于能够让师生以较平等的方式进行讨论，由老师课前指定若干篇相关的文章，课堂上分派同学报告，再进行讨论。这些课堂指定阅读的文章紧扣课程主题而非特定区域或时序。例如台大“陶器分析”的课程可能阅读以美国西南地区、玛雅文化的材料为基础讨论的文章，“性别与女性主义考古学”一课所包含时间范围横跨旧石器时代到20世纪，凡是能够从考古学讨论性别议题的研究都可能成为课堂必读材料。
除了课内教学，台湾考古学教育中对学生的田野实习相当重视，李济在1958年的一次问答中提到，当时在台湾的考古发掘计划“大部分是为了训练同学们的考古经验”。台大本科生的“考古田野实习与方法”为大学三年级一学年的课程，第一学期为课堂讲授田野考古的理论和方法，紧接着利用寒假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参与田野发掘，开学后则是整理寒假发掘的材料，并练习撰写田野报告。田野考古实习的逻辑和大陆大体一致，但发掘方法依发掘遗址性质的不同以及带领实习课老师的风格不同，水平人工层位法、自然层位人工分层法、哈利斯网格法(Harris Matrix)都有使用，似乎并无定则。发掘方法的多样性，也反映学术界田野工作的实况，在台湾并没有类似大陆《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这样具体的工作规范，而是让不同的学者基于自身训练背景和研究兴趣的不同，自行决定采用的发掘方法。
中国考古学界众所周知，1931年，“后冈三叠层”的发现标志地层学在中国考古学上的成功应用，而1940年代，苏秉琦在斗鸡台的发掘成果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类型学研究的基础。然而梁、苏二人均没有在1949年后渡台，在台湾考古学界的影响力不大，区系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在台湾考古学的教育和研究上并没有传统，且类型学一直是史语所传统中忽略的一个方向，也不是70年代以来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主流，故台湾考古学界研究的主流并不是类型学的研究，充其量将其视为资料最初步的手段，故类型学在上课和实习中所占比重相当低，这或许是两岸考古在训练学生的实践方面差异最大之处。
诚如张光直所言，受过人类学训练的考古学者有两大优势，即“把考古资料当做‘人’的活动遗迹而不仅只当做器物本身来看”和“知道把考古遗物拼合起来从而复原古代文化社会，而哪些蓝图是可供参考的”，台湾考古学者将这两大优势进行有效发挥，整体来说，人类学范畴下的台湾考古的专业训练的方式，对比大陆地区，从课程内容、上课形式和田野实习等多个方面都呈现出多元松散的教学状态、侧重科学的理论取向和活跃开放的研究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