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义兵思想是对其前期兵学思想的传承。首先继承了“义”的积极因素，主张在人际关系、社会交往中以“义”处世。“辱莫大於不义。”“行义则人善矣。”“理胜义立则位尊矣。”“义”，即公平持正，无偏无颇。《孟春纪·贵公》引《尚书·洪范》云：“无偏无颇，遵王之义。”《孟夏纪·尊师》又云：“义之大者，莫大於利人”。推而广之则将义用于兵学，提出“修法饬刑，选士厉兵，诘诛不义”，秉持义兵说，突显出特色鲜明的战争观。
正义的战争历来被人们积极推崇，从三代时期的“恭行天之罚”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尊王攘夷”，无不体现了人们对正义战争的追求。义战之所以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与支持，正是因为它充分利用道义上的优势，争取广泛道义力量支持，以赢得战争的最终目的，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自古以来，圣王贤君都把义兵当作治国安邦的必要手段。“汤修德，诸侯皆归汤”，与汤伐桀一样，周虽然“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取代商还是不可避免地经历了牧野之战，武王伐纣也是通过义战的方式取得德胜的结果的。一旦有了战事，保证其正义性以实现战争目的，也是被当时进步的思想家所认同的。
然而，也有不少思想家因为过分反对战争而淡化了必要的正义之战，这就有顾此失彼之嫌。春秋中期的思想家老子极力反对战争，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认为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老子的这一观点为《吕氏春秋》所继承和发展，“凡兵，天下之凶器也”，这是二者相一致的地方。不过，二者又有相异之处，老子反对战争，《吕氏春秋》则与之相反。“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用兵打仗就是逞威示强，力定天下，且是禀受于天，非人所能为，“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 的。时代与立场的不同造就了二者观念的不同。在具体的战法上也有异同。老子主张“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吕氏春秋》与《老子》都主张要善于利用敌人、不逞强斗武、隐蔽潜藏自身实力。但《老子》主张柔弱胜刚强和“哀兵必胜”这一以退为进的策略，《吕氏春秋》则强调掌握主动，抢先行动，提倡勇武刚强，宣扬义兵必胜。《吕氏春秋》处于力求一统天下的时代，《老子》则主张小国寡民，退守自然，因此，《老子》的用兵之道才被《吕氏春秋》作了取舍和创造性的发展。
对于战争，孟子主张“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称王天下可以通过推行仁义之道来实现。《吕氏春秋》提出“义兵”说，就是为了反对所谓“王道”以及“非攻”、“偃兵”的观点，战争在《吕氏春秋》里没有放弃的道理，只存在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孟子》对梁惠王说：施行仁政，不滥用刑罚，减少赋税，鼓励耕作；农闲时教导百姓修养孝悌忠信等道德规范。这样就可以“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吕氏春秋》对此报以直接讥讽，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锄耰白梃，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这是“不通乎兵者之论”。
墨子以及宋尹学派都把安定天下视为己任，“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宋鈃、尹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都强烈反对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为此日夜兼程，到处阻止战争的发生。《吕氏春秋》论证义兵的重要性，正是通过剖析和批判墨家“救守”说来进行的。“凡为天下之民长也，虑莫如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书中指责当世学者多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则向之所谓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之术不行矣。”指出如果赞成“救守”的自卫战争而否定攻伐战争，那么就无法做到维护正义。书中分析了“救守”的四大弊端：一是救守之说阻止了无道之君被正义之师攻伐，“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伐]不义也”。攻伐无道的暴君，是在为百姓造福；此时主张禁用攻伐，就是在帮助暴虐者而惩罚无辜民众，“是穷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当然，把当时的战争都看成是“攻无道而伐不义”是有失偏颇的，不过这里《吕氏春秋》意在强调被暴虐之君残害的民众应该得到拯救。二是指出救守者在言辞劝说失败之后、也会诉诸武力来阻止正义之师，这是以武力来保护不义的暴君，并让无罪的百姓承受武力破坏的后果。“无道不义者存，是长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三是指出“救守”说模糊了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扰乱人的思想，危害甚重。“今不别其义与不义，而疾取救守，不义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因此，“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攻伐和救守本身无所谓可与不可，关键看战争的性质。四是指出“救守”说让贤者莫衷一是，而暴君侥幸得意，会导致天下大乱。“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于不肖者之幸也”，大乱天下者，“在于不论其义而疾取救守”。救守说最大的祸害是惑乱人心，一旦盛行，人心就失去了谴责不义的义愤，也失去了追求正义的动力。因此，是否支持战争，只应看其正义与否，而不能看它是进攻还是救守。
《吕氏春秋》还从战争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论述义兵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远古人类都是通过武力互相征服的，这来自人类好斗的天性，所以用兵由来已久，古代圣王向来都拥有正义之师，而不废止战争。此论虽然有些绝对，但是看出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多次提出“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的论断，这无疑是正确的。这里既肯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又强调义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正因如此，才形成国家和军队，以进行有组织的争战活动，后来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