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概念肇始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对浪漫主义艺术成规的一种挑战和反动，现实主义首先在文学创作中发端。R·韦勒克指出：“它排斥虚无缥缈的幻想、排斥神话故事、排斥寓意与象征、排斥高度的风格化、排除纯粹的抽象与雕饰，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虚构，不需要神话故事，不需要梦幻世界。” 一言以蔽之，现实主义通过摒弃人们在表现世界过程中的一种理想化想象的倾向，转而以真实客观为原则，以典型形象为手段，试图真实呈现社会生存的本真样态，为弱势族群或阶层发声。这种朴素的平民情怀和深沉的人道精神，为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带来了巨大的艺术生命力，到十九世纪，逐渐形成了占据艺术创作主流话语的现实主义运动，并辐射到美术、戏剧和电影等各个艺术领域。
在某种意义上，电影诞生的初衷就是为了纪实。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以“偷拍”的方式不加修饰地记录了卢米埃尔工厂大门前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首部电影《工厂的大门》就此诞生。可以说，电影作为人类一种影像表达技术，从诞生之初就先天地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基因。卢米埃尔兄弟通过复制现实和自然，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真实世界，不仅创立了电影的写实传统，同时也为现实主义电影奠定了基础。
电影的出现令现实主义不再是文学的专有名词，现实主义电影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电影，源自欧洲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涌现的一股强劲有力的现实主义潮流——从法国诗意写实主义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一大批电影导演在相互影响中不断探索运用简单电影语言来再现世界、还原本真的视听表达路径。安德列·巴赞曾指出：“意大利电影的突出特点就是对当前现实的密切关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作为对现实主义电影的发展，以冷峻的视听语言再现真实世界，揭露法西斯主义，鞭挞社会不公正现象，为底层民众呐喊。
在近代中国，电影技术的引进几乎与西方完全同步。但作为一种叙事的手段，当时的电影实际上发挥着与戏曲、文明戏并无二致的文以载道、教化民众的作用。其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兴盛，电影开始被资本驱使，以《火烧红莲寺》为代表的武侠神怪片引发了一段短暂的商业电影的潮流。但是，军阀混战带来的国家危亡之忧和百姓离乱之苦并未给早期商业片提供文化土壤，昙花一现的商业电影潮流很快就被严峻的现实吞噬，中国电影被迫在传统文化和现实压迫、商业利润和社会抗争之间艰难求索。特别是30年代的左翼进步电影，如《桃李劫》《神女》《渔光曲》《大路》《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无不以电影语言来面对残酷的现实，揭露人性丑恶与社会百态，展开苦难人生的悲剧画卷。可以说，这种与生俱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使得中国电影史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一部影像化的中国近代史。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对此有极高的评价：“中国30年代创作的某些优秀影片，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相类似，但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1943—）早了10年。中国30年代电影可以说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先导。”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创作深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从1949年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承担政治使命成为新中国电影创作的基本动力。与此相适应，电影中呈现出浓郁强烈的政治意识、昂扬乐观的精神气质、倾向鲜明的视听语言和通俗平易的叙事风格，在歌颂现实的基本定位中，以真诚和激情扬发着一种“政治诗意”。经历了文革的沉寂之后，对人生价值和人的尊严进行反思构成了新时期现实主义电影的新的价值观。谢晋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将现实主义电影推向了新的高峰。紧随其后，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等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发力，凭借深沉的文化积淀和突出的先锋意识，推出了一批现实主义电影力作。然而，至90年代末期，在整体社会结构和文化语境的推动下，中国电影开始从现实主义向商业逻辑转向。票房至上，娱乐至死，现实主义逐渐在银幕上隐退。以“第五代”导演为标杆，中国电影在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摇摆不定，在臣服市场与关切现实的博弈中逐渐堕入失衡状态。
进入新时代，现实主义重新回归观众视野，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旋律。《亲爱的》《驴得水》《芳华》等一大批关注历史与当下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赢，开创了现实主义电影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新格局。2018年，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在院线全面发力。《我不是药神》无疑成为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往往取材报纸新闻一致，《我不是药神》也改编自轰动一时的药神“陆勇”的真实事件，导演文牧野以带有无厘头色彩的喜剧手法，通过讲述身患重病的社会平民阶层的无奈、痛苦、对生的希望以及对死的恐惧，超越表象，深入人性，深刻挖掘了社会公众的普遍现实焦虑，以30亿的票房为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树立了市场标杆。而2019年暑期档电影《烈火英雄》则以鲍尔吉·原野的长篇报告文学《最深的水是泪水》为蓝本，真实再现了“大连7·16大火”的始末，通过细腻的细节呈现，形成了具有强烈震撼力的写实风格叙事。2019年国庆档上映的《中国机长》改编自被称为“世界民航史奇迹”的2018年川航3U8633的空难事件，在同样源自真实事件的英雄叙事中加入灾难电影元素，在主旋律与类型片之间进行了融合探索。
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恪守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与客观的纪实本质这一原则，通过更具表现张力的叙事将戏剧化的冲突叙事策略植根于中国本土现实，在价值观层面实现了一种扬弃，在方法论层面取得了一种跃升。
纵观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在种种电影叙事的个人风格和吸引票房的经典桥段等表象之下，我们依然可以触摸到一条创作的基本价值主线，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无论是电影直面现实的题材选择，还是基于类型化的叙事探索，无论是典型形象的立体刻画，还是影像语言的视觉奇观，都是源自对“人民”当下关切和普遍焦虑的深入理解，都是来自对“人民”审美趣味和期待视野的深刻体认。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摈弃了传统现实主义电影俯视大地的上帝视角，转而将视角放在与观众同一高度来展开叙事，寻求与人民在精神上真正的同频共振。与此同时，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也摆脱了传统主旋律电影根深蒂固的教化模式，放下来自导演的主观表达，而真正将观众的审美需求与当下的社会现实深度融合，探求符合人民根本需要的积极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