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语境的转换
电影类型的形成，是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的一种象征性反映，也是政治、商业、欲望等各种驱动力的一种妥协性聚合。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的文本，电影创作作为一种知识的生产，不可避免要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影响，也必将反映社会心理的变化。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中国电影市场被流量小生占据，艺术质量参差不齐，却轻易斩获极高的票房。大量远离社会现实的电影题材成为爆款，观众在电影院沉迷于脱离现实焦虑的短暂欢愉之中，中国电影也由此走向了小时代。
电影作为叙事文本，表达对现实的关切是必须要承担的社会使命。今天，面临社会急剧转型的公众承受着更为巨大的生存压力，公众心理不可避免地悄然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国家实力整体崛起，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时代大背景也呼唤着电影转向记录时代变迁的大叙事。回望近几年的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影坛已经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新晋导演，他们的出现为中国的电影业加入了新鲜的血液。无论是上世纪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创作，还是新世纪后上映的《苹果》《钢的琴》等影片，都蕴含着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的基因。他们都将镜头对准社会上的平民阶层，通过截取个体的一段生活经历展现其当下的生活困境，以点带面，讲述普通大众身边的故事。《我不是药神》围绕一个极具普遍性的话题——“病”，不仅生动表达了白血病人生存的艰难、警察面临的法与情的冲突，也真实再现了药贩子的自我道德拷问、医药公司的商业困境，以一种现实主义精神将弥漫全社会的矛盾与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
从娱乐至死到关注现实，中国的编剧和导演开始回归电影的本质。现实题材在中国电影发展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商业大片占据主流市场的背景下，现实题材的影片被边缘化成为普遍现象。如何走出票房困境，这不仅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生存之基，也代表着在社会公众中的认同程度。《我不是药神》获得了口碑、票房的双丰收，可以被视作契合了新时代社会心理和文化语境的成功之作，为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探索主流化路径提供了一个生动样本。
（二）公众心理的转型
在进入消费时代以来，中国电影出现了娱乐化的生存状态，商业电影占据了电影市场的大半壁江山。魔幻片、仙侠片、娱乐片等层出不穷，而其他类型电影则票房惨淡，中国电影表现出泛娱乐化的倾向。娱乐潮流的背后有着广泛的公众心理基础。一是完全的消费性需求。电影院提供了一种仪式化观看的场景，能够使观众在黑暗中暂时从现实中抽离，在电影营造的视觉奇观中实现对现实的逃避；二是间接性的折射现实。娱乐片看似与现实脱节，但实际上是对现实需求的一种映射。2018年暑假档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虽是一部由IP改编的玄幻类影片，但不可否认，在令人震撼的影像奇观为观影者带来的视听设宴背后，影片也有对现实人性的折射。
《我不是药神》的出现打破了娱乐电影的垄断。既直面现实，又避免说教，电影按照类型片的叙事技巧，为观众讲述了生动的中国现实故事，同时也聚焦到全社会的普遍焦虑，因此形成了与人民的同频共振。事实上，医疗问题一直受到全社会的关注，2010年上映的由现实题材电影《我是植物人》，就是一部以“药品造假”为主题的现实题材影片，因为涉及敏感话题，极具批判色彩，在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共情。共情是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罗杰斯指出:“所谓的共情是指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它意味着进入他人的私人认知世界, 并完全扎根于此。”大众在娱乐电影的消费之后，发现并不能真正缓解焦虑，而只有现实主义电影才能用直面现实的坦诚和深刻，为社会提出问题清单，从而带来解决矛盾的可能。当公众普遍面临压力时，只有真实的社会问题才会牵动大众的心，引起广泛关注，寻求共鸣。
在电影史上，无论是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还是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电影，都以对社会的大的悲悯而拥有长久的艺术魅力。新时代，电影需要体现社会担当，要以对现实的负责任的书写，去构建基于电影叙事的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