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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诉求在历史语境中矛盾
 
更新日期:2020-07-20   来源:   浏览次数:163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当我们将《老井》这部影片置于启蒙的历史中加以考察时,我们可以看到吴天明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启蒙者对于性与欲望的大胆描写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同时

 
 当我们将《老井》这部影片置于启蒙的历史中加以考察时,我们可以看到吴天明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启蒙者对于性与欲望的大胆描写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同时影片中对于“现代性”、“现代性爱”等的描写也凸显了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沉重的历史。
启蒙与现代性爱具有共同的价值内核即追求个人的主体性,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实践活动,“但是,这种自律、自主的个体所要面对的却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积淀,是整个人类的发展前景。对于一个有限的生命来说,这些实在是太沉重了。”9在老井村中,知识青年孙旺泉本有希望可以和知识青年赵巧英走出村庄去寻找属于他们的幸福,并且也曾经做过尝试(他们拿着偷开的介绍信试图去旅行结婚)。但是他个体的主体性在存在了数百年的老井村的集体意识面前,在老井村主要宗族之一的孙氏宗族的家族意识面前以及万水爷称他为将出的“神”并向他敬酒后所产生的使命感和责任心面前终究还是太过渺小了。“人们所面对的文化传统以及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不仅作为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制约着人们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更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观念和意识,并认定为一种内在而非外在的力量”10在这种巨大力量的制约下,孙旺泉接受了喜凤并以家庭的责任感以及为老井村打井的历史使命感掩盖了自我原先的主体性意识。这样一来不经丰富了影片的文化内涵也是淡化影片悲剧意识的一种重要方式。
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仅看到这一点,将孙旺泉的悲剧归咎于一种乡村文化,宗族文化的压迫,将影片的问题意识定位于土地观问题或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辩证关系这是远远不够的,也很容易将影片引向对宗族文化,乡村落后现状的空洞的批判。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将影片的叙事置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语境中来审视。
无论是启蒙还是现代性爱,都是一种通向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方面并最终指向现代性。“现代性的底蕴和本质则是主体性。……,其具体体现就是对科学理性和个性自由的追求。在现代化前期,主体性主要通过科学理性得到彰显;在现代化后期,主体性则主要通过个体的存在和自由得到昭示。”11现代性的内核是指人的主体性的自由及被尊重,或者说是一种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没有产生对现代性或者现代社会的追求与构建的理念,更多的是强调“明君”“盛世”的观点,对于盛衰之理的探究也之停留在“天行有常”及君主的个人道德建构上。在19世纪末中的一些开明知识分子才开始接触到西方关于现代性的诸种理念,现代化的萌芽才开始在中国社会出现。“发生于西方的不同时段的主题精神和思想追求都杂糅并存在这些独特的现代意识中”。12这期间各种社会思潮的涌现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呈现出无比多样的丰富内涵。陈旭光曾指出:“新时期之初中国电影(包括整个新时期文化)所面都‘现代性’任务是非常庞杂的,西方几百年内循序渐进完成的现代性(历时的)都共时性地堆积在同一个平面上。这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国家之途的必由之路。中国之多年的蒙昧和停滞使得它必须在一种时代的加速度中完成急迫的现代性的任务。”13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各种社会思潮与现代化建设有着基本的共识,即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的主体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与发扬,虽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我们回到电影的情节之中,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影片中的老井村的村民是否有权利去开启自己的现代化建设呢?老井村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老井村村民的基本生存之需呢又或者是其他内容。毫无疑问,老井村的村民当然有权利选择其自身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但是众多村民的“现代化”的表达却与孙旺泉对于“现代化”的诉求之间产生了矛盾。所以,孙旺泉选择尊重自我的主体性,选择一种现代性爱观念而抛弃喜凤进而和赵巧英离开,还是选择留在老井村开启全村人的现代化建设,接受自己不爱的喜凤,将自我的主体性以另一种不得已的方式表达,这形成了一种难以选择的困境。这背后折射的也正是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知识分子的所面临的困惑。吴天明当然也不可能凭个人一时之力改变整个现状,吴天明个人的存在也是一种历史语境中的存在,特殊的历史语境给了作为第四代导演之一的吴天明以独特的角度去阐释现实,正如陈旭光所提出的“对于第四代导演来说,强烈的风格---个人风格、造型风格的追求,决定了他们的银幕观念不是对现实的无遮挡式的显现,而是对现实重构式的阻断;决定了他们所关注不是物质世界的复原而是精神现实的延续,是灵魂与自我的拯救。”14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现代性的核心即人的主体性虽然在前期表现主要通过科学理性得到彰显后期则主要通过个体的存在和自由得到昭示,但这并不等同于现代性必然要经历一个从科学理性到个人主体性追求的历史或逻辑过程,也并不意味着科学理性与人的主体性诉求之间必然存在着先后的因果过程。所以在吴天明在电影中对于剧情的设置与安排并不必然意味着作为集体的老井村现代性诉求的重要性要高于作为个人的孙旺泉或者赵巧英的个人主体性的追求,这二者之间在“现代性”的话语中并没有重要性的轻重之分。人的历史本质上是人追求个人主体性的历史,知识这种历史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同时这种历史过程在不同文明之间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历史内容与诉求。影片作为一种历史的叙事不仅讲述了一个村庄的历史故事,也蕴涵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思维方式。“虽然历史叙事超越了知识论问题,但并不是说,历史无关真相,而是说,真相、假象以及想象都一起服从于某种精神追求而一起建构了历史,建构了某个国家和民族需要自我肯定的形象、经验、忠告、情感和记忆。”15这种“精神”就是人的主体性的诉求。影片中导演吴天明既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诉求,又表现了在这一过程中的许多沉重的负担或许还有无奈的选择。对此,导演也给予了影片中的“悲剧英雄”孙旺泉一丝慰藉。影片中孙旺泉的爷爷在关于孙旺泉的婚事上也承认自己不该管这事,之后在赵巧英出院后对她的关心和态度的转变。这或许也是导演对孙旺泉这一历史进程中背负了太多沉重负担的英雄所给予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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