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五十六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至今保存下来的大量少数民族古籍,是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实践活动的记录,是历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国内保存的贝叶经不仅与佛教传播有关，它代表着古代中国的文化交流，反映着中华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改造，传承。贝叶经在中国特色少数民族古籍本身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无论从推动学术研究还是促进国际交流的角度。同样，贝叶经的保护修复，涉及少数民族文字、宗教、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及材料、检测分析等自然科学等，难度大于一般的古籍保护利用，具有突出的科学意义、工程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力。
贝叶经是以棕榈科植物叶片（贝多罗叶，亦称贝叶）为书写材料的一种记录形式，因记载的文字多为佛教典籍，故称贝叶经。国外一般直接称作“棕榈叶手稿”（palm leaves manuscripts）。相比较用桦树皮、羊皮、棉布等誊写经文，因贝叶经过蒸煮日晒等处理工艺才写经，耐虫蛀、不易生霉，可保存千年以上。于是贝叶被广泛作为经书书写材料得到应用，在实践中形成较为完善的加工工艺，并得到应用。随着印度文化向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泰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传播，贝叶是经书的主要传播媒介，传播到这些国家，后来这些国家亦成为贝叶经藏品的发源地。
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王（630-693）时代和九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中叶，贝叶经传入中国西藏，主要流传于西藏藏族、云南傣族居住区。据资料记载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僧（玄奘）去西天（印度）取经，带回多达657卷贝叶经。当时古印度佛教徒携带大批贝叶经，前往中亚、我国新疆、西藏和尼泊尔等地弘法；这些地区的佛教徒也前往印度学习佛教，并带回大量贝叶经，形成独特的“贝叶文化”。贝叶经产于印度，因为当地气候原因和保存不当，历史上部分贝叶经破损或丢失，目前保留的有：书籍、经书，私人信件，政府公文等。西藏是我国贝叶经流入的重点地区，流通过来的数量大，再加上西藏地区常年低温、干燥的气候特点和寺庙或收藏机构对贝叶经的管理重视，使得贝叶经大量保存下来。传入西藏的贝叶经主要藏于陀林寺、桑耶寺、夏鲁寺、衮德寺、萨迦寺等地，青海、四川、西安、北京等地寺庙、博物馆，私人等也有少量的收藏。
贝叶经书被认为是古代世界内容最为丰富、流传最广和书写内容与形式最为完美的经典古 籍，是最为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之一。西藏保存的贝叶经，是研究语言文字、版本学、佛教史、佛教翻译史、科技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哲学等学科不可多得的史料，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文物价值。贝叶经在宗教文化中有崇高的地位，作为佛教经典的主要载体，作为信仰传递的介质，被当作圣物存放在佛寺僧院之中而受到严密的保护。碰触贝叶经、损坏、涂抹，在其上进行检测等行为被认为是不敬的行为，因此，“藏”是一种长期的状态。将贝叶经统一保管在寺庙中的藏经阁或图书馆库房等地，由专人看管，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或翻动经书。这种保管制度一方面使得贝叶经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很少出现贝叶经在佛寺或保管地点里有流失的现象。搁置不动贝叶经实体从另一个方面减少人为翻阅的磨损和折损等。随着时间远久，载体老化难免发生，不接触到贝叶经，难以发现其病害，采取新的保护措施。另一方面社会或研究人员无法利用到贝叶经，其价值的深入挖掘和内容的系统利用等都会受到影响。
少数民族古文字识读影响到其开发利用。贝叶经上的文字种类多，有用梵文、巴利文、奥里亚文、僧迦罗文、缅甸文、回鹘文、和阗文、吐火罗文、泰文、泰米尔文、藏文等十几种文字，文献字体有：兰札、乌尔都、达利迦等。上述语言本身经过历史演变和发展，文字、字体本身发生 一些改变，语言本身应用面窄，可以识读的专家较少，由此也限制社会一般学者或宗教人士等对其利用的可能。因此，很多少数民族古籍类似贝叶经一样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本身数量少、产生年代远久、价值很高，被本民族视为重要文化、宗教圣物，但就其本身而言，因为保存条件限制，保护手段单一，历史上多次流转，语言障碍，宗教信仰等原因，长期处于“存”状态。这种惯性一旦养成，如再对其实施环境改善、利用、修复等行为，则会打破“藏”的惯性，一定会遇到许多障碍和阻力，因此，保护和抢救少数民族古籍常常在现实面前存在很多无奈或尴尬，整体向前推进的步伐也较慢。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国际交流普遍，民众和学者对少数民族古籍利用率的增加，极大拖动了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事业的开展。历史上多次的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性保护在整理、数量调查、翻译、编目、出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摸清家底、了解保护现状起到积极作用。但上述工作只是保护工作的起步，多为基础性工作，深层次的本体保护、高仿真复制、数字化抢救、共享利用平台构建、编研等系统工作仍需要跟进，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科学性的实践保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