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外出务工和集中返乡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城乡的不同经济体系、城乡收入差距、自身发展等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可以归结为两种力量：推力和拉力。美国学者E.S.Lee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系统的人口迁移理论——“推拉理论”，他首次将影响迁移的因素划分为了“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在他看来，促使移民离开原居住地的“推力”是消极因素；吸引移民迁入新的居住地的“拉力”是积极因素[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李(E.S.Lee)在"移民人口学之理论"一文中，在巴格内理论基础上，认为流出地和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同时又补充了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人口流动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
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当城镇的拉力与推力之差减去农村的推力与拉力之差为正值时，大批农民会选择进入城镇务工；反之，如果农村推力与拉力之差与城市拉力与推力之差的和为负值，农民工集中返乡回流现象就会成为必然趋势。总结起来，农民工返乡的推拉力表现为如下方面：
1、各项惠农政策下的主动选择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聚集,出现了城市“过密化”、“病态化”和乡村“空心化”、“衰退化”并存的城乡结构失衡现象。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城乡差别问题,国家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支农、惠农、强农政策，特别是十九大将“三农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加以重视，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这些惠民政策深入人心且不断优化，将会不断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改善农村面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减轻农民工的生活压力，使农民生活水平逐年得到改善。农村的发展潜力巨大，加上近几年各级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大量金融信贷、创业要素保障、产业支持等方面的政策来支持和帮扶有意向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城乡间收入的巨大差距逐渐弥合，农民工返乡创业或就业实现的综合收益已实现逐步接近甚至是超过了城市务工所得，还有效避免了外出务工人员异地就业的来回奔波与折腾之苦，作为“理性人”的农民工自然会选择返回家乡。
2、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下的跟随回归
目前中国正在进入产业迁移和产业转型的协调阶段，传统的中低端产业在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中，不是转移异地，就是产能受限，大量的农民工劳动力，与东部地区产业中适合农民工技能结构的少量就业岗位，形成极大差异，导致劳动力出现供大于求的现状。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很多企业选择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在加速推动东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还有利于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促进整体协调发展，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优化产业分工的布局。在产业转移的进程中，东部地区不仅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加快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输送机械、汽车、医药和电子信息等高端产业。产业转移使得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速度放缓，甚至出现大量前往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失业，同时伴随着产业转移大量的企业迁移到了这些农民工的原住地，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机会增加，大批的农民工逐渐回了老家，实现就业本地化。特别是9月10日在天津举办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精准对接调研活动及座谈会，实现了总投资1152亿元的78个产业转移项目集中签约，这将进一步促使农民工返乡回流就业。
3、城市产业升级下面临结构性失业的被动选择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许多大中城市都在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供给侧改革，注重供给高质量产品，淘汰在生产过程中存在高污染、高材料消耗、低生产效率和落后生产方式的企业，企业为了在竞争中过得优势，纷纷侧重于在生产过程中发现新方法、研究新技术、开拓新思路，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解放企业生产力。但目前在农民工群体中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偏低，没有专业技能，难以匹配时代发展要求的现状，即使少部分农民工在长期务工过程中掌握了一门技能，但是由于技术单一，只能被局限在一个行业内实现长期发展。农民工基于自身水平的原因无法达到新兴产业中的岗位要求，无法转移到高附加值产业，被限制在了即将淘汰或已经淘汰的产业中，农民工陷入了结构性失业的困惑当中，城镇失业风险日益加大；伴随着人工成本的骤增，城市各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使用先进机器人实现自动化流水线生产，这就导致与农民工自身能力相匹配的普通操作岗位数量进一步减少，农民工城镇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加，失业风险进一步迫使农民工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