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欧洲，是强烈变革的年代，由于一些不严格遵循法国古典主义法则的因素而产生了洛可可风格，大部分人认为洛可可艺术是从巴洛克艺术演化而来的，没有巴洛克就没有洛可可，但它并不是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必然后果。古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曾说过，“艺术的力量远比需要弱小”，文艺复兴时期盛行于法国的优雅的古典主义会逐渐被纸醉金迷甚至是低级趣味的洛可可风格所代替，与当时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的需要是密不可分的。巴洛克风格有强烈的政治宣传性，并不注重人性的部分，描绘的是权力、荣耀和帝王的象征。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欧洲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变迁和骚动，人们思想活跃，思潮迭起，新艺术运动以全新的表达方式反映了这种心灵上的不安和动荡。作为一种巨大的文化力量，科学革命所孕育的科学新思想和新精神对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文化进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文化领域变革的先导意味着艺术的灵感来源和创作目的的改变；如果艺术的来源和目的改变了，那么艺术本身的存在方式也必须同样改变。
洛可可与新艺术运动都受到了启蒙运动以及科学进步的影响。18世纪欧洲正处于启蒙运动，卢梭、伏尔泰等人开始宣扬老百姓不是奴隶，每个人都有活出自我的权利。启蒙运动最大的特性就是解放人性，崇尚自然，弱化君权神授，强调天赋人权，艺术作为一个时代精神的产物，洛可可风格中的主体不再是神、圣人或骑士，而是宫廷的朝臣、贵族等，描述上流社会男女享乐生活，这种改变体现当时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美学开始脱离宗教、国家等思想方向；同时，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国王对于权力的欲望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自信心极度膨胀的影响下，略显粗壮、呆板的巴洛克风格已经不能满足这位君主的需求，他需要更加奢华、更加细腻的生活来震慑众人，所以艺术也不再表现人物的端庄神圣而开始追求华美和闲适。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新艺术精神渗透着这一科学发现所揭示的意义：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对人的自然性所作的定义。这一观点的提出颠覆了存在物的神化，摧毁了此前流行久远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这个论点的提出对于19世纪人类思维而言冲击甚大，艺术家们当然也不例外，新艺术精神的生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其重大影响，重点表现就是艺术家们在新艺术实践活动中强调对自然事物以及人的自然特性的表达。同时，19世纪的欧洲正是启蒙运动走向成熟的年代，卢梭认为，人的初始自然状态是人与外部自然世界合一的生活形态，是一种天然的美好。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逐渐有了拓展，“融入自然”甚至成了一种大众风尚。
史学家通常以享乐主义、矫揉造作来形容洛可可时期的艺术，种种负面的评价掩盖了洛可可艺术的先进性也忽略了其作为女性艺术所蕴藏的精神内涵；而19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给人们带来了繁荣和便利的同时人心的彷徨和无所适从也在增长，因此人们对大自然的向往开始滋生蔓延。作为对精神情怀最为敏感的艺术家们试图以对自然的珍视，通过精细观察、大胆创新和缜密构思通过艺术展现在观众面前。
同样是产生于巨变期的艺术，洛可可与新艺术存在着变化与革新；外部物质世界的变革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焦虑和紧张，影响了艺术家们的内在神经和自我意识的更新，而这种更新则在艺术作品上的表现得极具特色并若隐若现地表达着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