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高校“985”“211”工程建设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但是其“存在的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问题”。“双一流”建设客观面对原有存在的问题，突破高校固有身份定位，鼓励高校在人才引进工作展开公平竞争，激发高等教育建设活力。
（一）冲破身份壁垒，高校引才聚才入口统筹推进
原有的这种“985”“211”工程学校固化的身份秩序影响着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归国选择，在选择来华工作去向哪一所高校上，“985”“211”工程高校必然是首选。越出名的高校，集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越多，相应就极大制约其他高校学科建设及师资队伍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呈现一定程度上的生态失衡。“双一流”建设“解除了等级束缚，强调统筹推进，易于地方高校获取资源，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3]海外高层次人才就可以根据自身实际经济需求、学科需求、家庭需求等方面，做出合适的高校选择。
（二）鼓励公平竞争，高校育才用才绩效动态调整
“双一流”建设强化绩效评价，突出绩效导向，逐步形成激励约束机制。这种剔除高校资源配置终身制的“双一流”建设制度，为目前部分“先天不足”的高校提供了可以追赶的竞争机会。“双一流”建设坚持动态绩效调整机制，帮助高校对照“双一流”建设发展指标，充分利用中央基本建设投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多方面支持，主动集中财力物力做好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与培育工作。
在此背景下，高校“双一流”建设掀起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热潮。引才热潮背后仍然需要正视没有全面科学系统的人才引进布局所带来的的风险。
（三）海外高层次人才“资本化”引发“抢人大战”恶性竞争
当“双一流”建设成为高校发展的基本准则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瞬间成为“手快有，手慢无”的“抢人大战”。在“抢人大战”中，高校依据自身实际，采取高薪聘请、经费支持及配套设备等名目繁多的方式，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趋向“资本化”。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象表明高校缺少对“双一流”建设的清晰认识，这种认知的不确定性集中体现在高校不切实际地花钱和不假思索地进人上。在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身价划分与核定上，国家和地方政府缺少顶层设计的宏观调控。加上有限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高校要想在这场“抢人大战”中取得胜利，必须采取竞价抢人的方式。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价格随之水涨船高，再加上受教师编制数量和财政拨款影响，短期内强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一旦超越了学校现有的经济承载压力，高校财政赤字逐步扩大，很容易拖垮本想发展建设的高校。“人才是有价值的，但如果一味地以金钱衡量人才的价值，继而使大学的责任与使命、人才的担当和道义都显得微不足道的话”，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工作充满着“资本”的较量。动辄千万的人才引进经费刺激着现有普通教师的神经，双方之间收入鸿沟、等级关系加重校内普通教师的失落感与不安全感。此外，这种“资本化”带来的极强金钱诱惑性，逐步侵蚀着高校教师对学科发展与学术思考的忠诚，影响着“双一流”建设的内涵式发展，海外高层次人才“资本化”带来的恶性竞争成为“双一流”建设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
（四）海外高层次人才“重论文、重职称、重学历”忽视实际能力
高校在发布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公告上，一般上都要求“QS世界排名前100高校的博士学位”“1年以上海外研究工作经历”“副高级职称及以上”“高水平科研论文”还有各种类型人才“帽子”。这些入职门槛的设定，一方面是海外高层次人才学术能力及潜力的体现，另一方面也为高校筛选人才提供理论支撑。但是只看重学位学历高低，甚至唯国外学历论，没有全面细致的学科量化考核标准，甚至忽视了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综合素质的全面考察。此外，高校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过程中，只考虑海外高层次人才突出的个人科研成果，不考虑其因自身性格、生活环境等方面原因造成的特立独行风格，甚至不了解其不具备学科发展的引领作用及团队建设的具体能力。再加上海外高层次人在政治审查、职称评定及聘期考核等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在人才保障措施方面的不到位降低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归属感、孤独感及挫败感，都是高校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中需要积极防范和化解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