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札记》在体例上虽说是读书札记，但徐英并未仅限于逐条考证，而是用了一卷篇幅谈论他对楚辞之看法。在《楚辞与楚辞学》部分，徐英言：“南方文学，以楚人屈原为之祖。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并扬芳烈，皆楚人也。其时楚地，西自庸蜀，东达吴越，北至汝颖徐泗，南暨豫章九疑，幅员之广，半于天下，江山齐伟，萃于南纪。而楚声楚调，亦流行于大江南北，暨于河朔……楚辞云者，不以地限，而为南方文学之总称。”。这把楚辞提高到为南方文学之总称的高度，也是从地域角度来审视楚辞在中国早期文学发展版图上的价值。在《楚辞与北方文学》一节中，开篇即云：“中国学术，至春秋战国之世，有南北两派之画焉。唯文亦然。”但是“北方文学之兴早于南方文学”。又指出南北文学之别，“春秋以前，北方之文盛，有文武周召之风，而孔孟集其成焉。战国之世，南方之文盛，多忧伤憔悴之感，而屈宋开其先焉。”此把“楚辞”与“北方文学”相对应，实际上就是将楚辞视为南方文学之概称。
除了给楚辞定位以外，还高度概括楚辞特征。徐英称：“不独思想学术之不同，即民俗风土，亦异其趣。荆楚之间，最盛巫觋。《汉书》：‘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王逸亦云：‘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吕氏春秋》：‘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巫者迎神歌舞之人，歌必有词，其词曼丽，实与《楚辞》为近。而屈赋中除《九歌》改作蛮歌巫词外，他如《离骚》，及宋玉《招魂》等作，时言巫事，即用巫语。故《楚辞》所以异于北方文学者，自有其民俗之关系焉。”徐英从民俗学角度来认识楚辞，认为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文学，主要是“言巫事，用巫语”，而有些篇章直接就是“蛮歌巫词”。既然是“蛮歌巫词”，就不能离开音乐曲调。楚辞就是“南音”。徐英言：“‘南音’二字，又见《吕氏春秋》：‘涂山氏之女，命侍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盖南音多‘兮’字。兮、些、猗、侯，皆南音也。故《楚辞》所以异于北方文学者，又有其乐音之关系焉。”徐英从民俗这个角度来认识楚辞，角度并不新，但是其将民俗学与音乐联系起来的“巫音”作为南北文学之划分标准，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为了便于认识楚辞作为南方文学之特征，徐英将《楚辞》与北方文学之代表《诗经》作比，指出两者之间的十点差异，“一、《诗经》以四言为主；《楚辞》句度，则参差不一。二、《诗经》章句有定，千篇一律；《楚辞》不拘常轨，变化尤多。三、《诗经》有风、雅、颂之别；《楚辞》虽有橘颂，名同而实异。四、《诗经》重比兴；《楚辞》文成赋体，而以比兴出之。五、《诗经》言后妃之德，王化之端；《楚辞》抒忠爱之怀，言身世之惑。六、《诗经》言人间世，重中庸之道；《楚辞》言世外事，述狷介之操。七、《诗经》言神，为宗庙之事，出于政教；《楚辞》言神，为人鬼之事，出于风俗。八、《诗经》温柔敦厚，婉而多讽；《楚辞》忠爱缠绵，愤而多激。九、《诗经》昭事上帝；《楚辞》怨怼问天。十、《诗经》主于柔化；《楚辞》主于刚决。”这十条差异，涉及到语言、表现手法、主题、思想情感、风俗等方面，言简意赅，词微义深。对我们今天研究先秦时期南北地域文学之差异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