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乃《楚辞》之重要篇章，在《楚辞札记》中，徐英论述了“离骚”本义，该篇作者、作期问题，以及字义、句意等。对“离骚”二字的解释，徐英赞同司马迁的说法，离骚即离忧，遭到忧患之意，便不作赘述。其中徐英对《离骚》作者、作期问题的辩驳值得关注。
关于《离骚》作者问题，徐英驳斥了廖平“非屈原所作”之说。廖氏称：“篇中屡言神游，四荒八极，上征下浮，上下求索，与《远游》、《大人赋》同，与屈子事迹不合，文义自相重复”，因此妄谓“《离骚》非屈原之所作”。那么，《离骚》作者又是谁呢？廖氏谓：“今据《秦本纪》，以为始皇博士作，皆言求仙魂游事。”认为秦始皇博士为求仙所作。廖平不仅否定屈原的著作权，而且还否定屈原史有其人，称“屈原并无其人”，又谓“‘帝高阳之苗裔’为秦始皇的自序之词”等。对此，徐英从四个方面进行驳斥：其一，屈原所谓神游、四荒八极，均是其侘傺愤懑中的想象之词，又因《远游》本屈子所作，《大人赋》是司马相如拟屈子，故篇章之间的文辞相似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其二，“古人作文，一篇之中，屡致其意，缠绵往复，无妨重复”。并以《诗经》为例，言“三百五篇，章句皆短，而叠词复语，见于篇者，不可胜数”。故因《离骚》文意重复即否定其为屈原所作之说，站不住脚。其三，“神游八极”，只是《离骚》其中之一小节，其他部分多表达的忠君爱国、至死不悔之词，断不会出于秦始皇博士之口。其四，古代典籍在传抄流布的过程中，不断发生错讹和散佚。仅仅以屈原事迹不明而怀疑这个人物的存在，未免绝对。从以上四个方面观之，徐英的反驳是有力的。徐英对廖平的批驳，维护了屈原的历史地位。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一直以爱国主义人物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徐英对廖平说法的否定与批驳，对当时的抗日战争亦起到一定鼓舞民族士气的作用。
关于《离骚》成篇的时间问题，徐英认同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提出的《离骚》作于“屈原为襄王所放而作”之说。主要依据为《离骚》中“老冉冉其将至兮”一语。他赞同古代“古人七十称老”之说，引王逸注、《说文》、《公羊》何休注“七十曰老”作佐证。在《离骚》中，屈原自称老之将至，即其所作必在被放江南，即将迈入老年的年龄阶段，在襄王朝无疑。据此，徐英进一步提出《离骚》“非一时之作”的看法。他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虽前后次第，脉络可寻，而累词复语，时耀篇章，断非一时之所作。”又引司马迁《史记》“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思而作《离骚》”及刘向《新序》“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中所记录的史事来证明“《离骚》之作，既非一时，则怀（王）世被绌时，当已为之”，被放召回后又历经“使齐”、“放汉北”、“迁江南”诸事件，此时便至“年既老矣”的年龄段。故结合上述分析，可知《离骚》“初稿盖起于始疏之日，而蒇事于再放之后”。徐英对《离骚》非作于一时之观点与一般学者的认知有所不同，体现出徐英勇于探索、无证不发之学术精神。
此外，徐英还单列《离骚摛辞》一节，专门根据《离骚》中所引神、人、事、物及驱遣词藻之异同而分门别类，分为“天神”“古人”“神物”“实地”“实物”“字”“叠字”、“状词”“动词”“况词”“语词”“重着字”及“状况词语倒值句”等14类。谓“《离骚》文字之美，自刘安以下，论者众矣，然皆依托经术，取类风雅，句攝字合，比附无端”，故列此14种，发其凡焉。例如：徐英释“天神”为“皆古代传说，不可据为事实者，屈原设词引用之耳”。下列“羲和、望舒、飞廉、丰隆、灵氛、巫咸、百神、九疑神、西皇”诸君。再如，徐英认为“县圃、崦嵫、咸池、扶桑、灵琐、阊阖、白水、阆风、高丘、穷石、洧盘、瑶台、昆仑、天津、西极、赤水、不周”这些地方均为“屈原神游所至之地”，故称之为“神地”。这是一个全新的角度，惜未能将天神、神地等与古代神话联系起来作进一步的探索。又如徐英称“重著词”为“动词重叠为用者”，具体有“览揆、求索、被服、揽茹、相观、览察、陟陞、览相观、和调度”九词，只是简单列举，惜未作详细分析，以窥其语言学之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