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学者认为国内译学界提出的观点较之西方译论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如果按照严格的“科学”定义来说，翻译不能算是科学，自然缺乏科学性。中国翻译学派的理论如此，西方科学翻译派的理论亦如此。而谈到系统性，中国译学界针对“翻译研究解决什么问题”，可以说就是“信达雅”的问题；而“翻译是什么”则可以用中国哲学的“实践论”来回答；“等化、浅化、深化”的提出恰好是“怎么翻译”的答案，其中“等化”还包含了西方译伦中的“对等论”；“知之、好之、乐之”是体现了中国翻译哲学追求真善美的理想，远高于西方的“目的论”。中国翻译家提出的观点既有系统性，也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对文学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应不逊色于西方译论。
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的杨绛在其自身丰富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观。她提出的“翻译度”对文学翻译的实际指导作用不言而喻，这也正是本文拟选用这一观点进行分析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以中国译学观点分析国外翻译家的中国文学外译作品，旨在对“翻译度”这一译学观点进行归纳总结，为中国文学作品外译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从而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
余光中从鸠摩罗什“翻译为嚼饭喂人”的妙喻中，感悟到译文的两种不尽如人意状态——“生”与“烂”，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不管是译文太迁就源语言的“生”还是译文太迁就译入语的“烂”，都是翻译中的“度”的问题。
杨绛曾仿照“难度”、“甜度”等说法，提出了“翻译度”的概念。她认为同一语系之间的“翻译度”不大，移过点儿就到家了，恰恰是名符其实的“迻译”。中西语言之间的“翻译度”很大。如果“翻译度”不足，文句就仿佛翻跟头没有翻成反而栽倒在地，或是两脚朝天，或是蹩了脚、拐了腿，站不平稳。
就《堂吉诃德》中主人公期待着侏儒在城上吹号角的场景，杨绛给出了三种译文：
译文（一）：可看到（事情）被拖延着......
译文（二）：可是事情却拖延着未实现......
译文（三）：可是迟迟不见动静......
杨绛指出，有些译者认为译文离原文越近越安全，即“翻译度”越小越好。正如译文（一）虽与原文形式对应，但意义相去甚远。可见“翻译度”过小的译文不一定“信”，反而会造成死译。译文（二）较之译文（一）的“翻译度”要大一些，仿照中文的表达习惯，比较达意。译文（三）是“翻译度”最大的，比前两种译文更“信”也更“达”。由此可见，杨绛主张不同语系之间翻译度应较大。那么，翻译度是越大越好吗？
杨绛认为，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了解原文字句的表面意义，还需领会其蕴含的深层次意义以及其语气声调。译者需要用读者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原作的内容，这样就有利于读者领略原文意味。原文的弦外之音，含蕴未吐之意，译者都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下功夫，不能擅自插入自己的解释或说法。
“翻译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译文相对于原文的翻转幅度。翻译度既不可过大又不宜过小，否则便是死译或乱译。杨绛的这一译学观点正与儒家哲学“中庸”观中所强调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