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曾批判现代主义文学的的空疏化、主观化，“不少的现代诗人，以玄学的语言写了不少即令诗人自己也不懂得的理论——也终于造成了现代诗的萎殆。”正因如此，现代诗在精神上是空虚的，在意义上是匮乏的，“在现代主义中，除了‘天下至大，唯有一个我’这样一种庸俗、浅薄的思维外，别无思维。这样造成了现代诗在思想上极度的贫困。”周作人曾大力呼吁“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黄春明毅然承接了这一文学主张，重现实，接地气，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价值旨归诸方面都有新的开拓。
黄春明的作品，现实主义深沉的笔触和现代主义叙事技巧巧妙地融为一体，是台湾六七十年代横向度的社会扫描。黄春明在60年代以农村小镇为背景的作品中，他描写故乡小镇备受现代文明冲击的现实，同时也关注在冲击中受侮辱、受损害的“小人物”，例如《青番公的故事》（1967）、《溺死一只老猫》（1967）、《看海的日子》（1967）、《儿子的大玩偶》（1968）、《鱼》（1968）、《锣》（1969）等。在70年代以城市为背景的作品中，他对台湾资本主义、后殖民体制进行了冷峻凌厉的批判，例如《甘庚伯的黄昏》（1971）、《两个油漆匠》（1971）《苹果的滋味》（1972）、《莎哟娜拉·再见》（1973）、《小琪的那一顶帽子》（1974）、《小寡妇》（1975）、《我爱玛莉》（1977）等。正如陈映真所说，黄春明的作品表现了“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生活中的欢笑与悲苦；胜利和挫折。”其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具有乡土朴实的人性，忠厚持家，诚恳待人，重义轻利，把良心看得比命还贵,黄春明说：“有几位朋友曾经劝我说：老写乡巴佬，也该写一写知识分子吧。言下之意，似乎很为我抱憾。我曾经也试图这样去做。但是，一旦望着天花板开始构思的时候，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浮现在脑海的，并不是穿西装打领带，戴眼镜喝咖啡之类的学人、医生，或是企业机构里的干部，正如我所认识的几个知识分子。他们竟然来的又是，整个夏天打赤膊的祖母，喜欢吃死鸡炒姜酒的姨婆，福兰社子弟班的鼓手红鼻狮仔，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一些我还没写过的人物。他们像人浮于事，在脑海里涌挤着浮现过来应征工作似的……”黄春明的创作关注挣扎于各式角落中的各色“小人物”,并在较为多元的生活场景中多视角地展露他们的凄苦卑贱的人生, 透视了经济腾飞时期台湾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在情感上的窘迫和精神上的被挤压感,《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只老猫》、《儿子的大玩偶》等作品便具体而有力地表现了青番公、阿盛伯、憨钦仔以及坤树等人卑微的生存状态, 这是一群生活贫困、遭遇悲惨的小人物,拥有形形色色的身份:老一辈农民,如青番公、阿盛伯等；打工仔,如油漆匠阿力、猴子、敲锣人憨钦仔、广告人坤树，另外还有妓女。他们在社会底层做各式各样的悲苦挣扎：面临失去世代相守土地的威胁，面临丢掉饭碗的威胁，为了养家不得不丑化自己去做人人唾弃的广告人的窘困，更有甚者, 便是人格尊严被践踏和自我异化。在作品《两个油漆匠>中，阿力和猴子来到了大城市,受雇高空作业。他们的劳动极为辛苦,“手机械而均匀地刷个不停”，“背部受烈日的煎迫、前面受油漆光的反射”，汗流浃背，口渴想喝点水都不方便。这样的工作,工资却十分微薄,入不敷出。有一天他们爬到大厦顶层解闷,却被误认为是想自杀,他们的辩解不为赶来救劝的警察、记者所相信，最后猴子不堪烦扰，真的失足摔死，两位油漆匠的遭遇成为农村人在城市中虽努力奋争但仍找不到出路的证明。《儿子的大玩偶》也揭示了一个为了生存而被迫丢失做人尊严的悲剧，坤树被称为“广告的”——除去脸上的油彩妆扮时,他的小儿子竟然感到生疏而大哭，他再次把脸涂抹起来,为的是让儿子能够认出自己。这是一个可怜而可卑得令人发颤的灵魂,不仅在生存的物质层面处于饥困状态,而且精神层面的窘困更令人感到无尽悲哀。黄春明作品《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和《苹果的滋味》也体现了他对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下台湾人的存在状态和命运的反思，因而有人敏锐地指出，黄春明的小说“主要是写人的”，[7]黄春明尤其关注这些小人物在社会巨变中的命运，乡土成为那些遭受摧残和侮辱的灵魂的避风港湾和疗伤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