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典，即美的典范、美的理想，高友工在《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中提出“美典”的观念，他认为“美典”就是在一个国家文学艺术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理想”、“文化价值”，也即能表现一个理想世界的思想与体式。黄春明建构民族美典首先体现在他对汉语文学语言的创新上，早在创作之初，黄春明就开始思考如何创造一种生动的语言风格，“用国语写到小说中的对话语言时，不但失去了生动性，有时候连语言的恰当，和准确性都有问题。如果我就用我的母语闽南话来写，纵然能找到恰当的文字，而这也使许多不识闽南话的人看不懂，不要说外省人，连本省的客家人都有问题。”国语普及范围广，这是文学作品存在的重要载体；而母语往往代表着所书写人物的生命精神，或者是个性特征。他经过反复的实验终于创造出了将乡土方言融入国语的独特表达方式，“让懂母语的人尝到原味，而国语也读得懂。”乡土方言开始进入到他的作品中，他在发表《城仔落车》时给编辑林海音先生的信里写道：“这个‘落’字不能给我改成‘下’，我知道是‘下’车，但是我听到有一个祖母用生命呐喊‘城仔落车、城仔落车’，很慌张，那个声音不能改。”还有《把瓶子升上去》这一篇，瓶子“升”上去？“升”到哪里去呢？升到国旗杆上面，这在当时也是很有趣也很冒险的表达。大量乡土语言、童谣的使用使得黄春明的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别具一格，具有浓烈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怀旧的质感。
其次，黄春明作品中的审美理想，指向了乡土的风物美、人情美、生态美，营造了一种具有东方美学特色的诗意意境，“把具体的情节，化为若有若无的气氛，使小说富有诗的最高意境。”大自然给了他一双观察大自然的眼睛和一颗美的心灵,他又以那颗美的心灵和那双观察大自然的眼睛,去展示大自然的美。黄春明的作品大多与大自然贴的很近,几乎没有一篇小说不写到自然山川,并在对自然山川等自然的书写中明显体现出对大自然的浓厚情感、对乡土的爱与赞美，甚至是陶醉,对自然生命的爱几乎成为其整个文学追求的理想。如《放生》中，黄春明凸显了“水”的生命意义，当工厂污染了田水、井水、海水，村民的生活顿时失去了依靠，秧苗枯萎、鱼儿死亡、村民病倒，黄春明通过这一幕生态惨剧，提醒人们台湾的工业发展不要以破坏大自然、牺牲乡土的美为代价。黄春明笔下的自然与人有时有着矛盾、冲突的一面,但即便是人对自然的抗争的过程中,也不乏人对自然的温情，充满了田园的生态美。在《青番公的故事》中, 歪仔歪村一次又一次遭遇特大洪水,不仅村人们家破人亡,而且洪水退后,整个村庄变成一片广阔的石头地。以青番公为代表的村人们那不屈不挠地与自然灾害抗衡的精神,是中国农民的一大优良传统。黄春明作品中的水（井水、海洋）、花（白梅）、鸟（田车仔、凤鸟）、鱼这等都被他赋予别样的意涵而富有生机与活力，这些带有地域特色的风物共同营造了一个充满着无限生机的乡土世界,方东美曾说:“宇宙乃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天为大生,万物资始,地为广生,万物咸亨,合此天地生生之大德,遂成宇宙,其中生趣盎然充满,旁通统贯,毫无窒碍,我们立足宇宙之中,与天地广大和谐,与人人同情感应,与物物均调侠合,所以无一处不能顺此普遍生命,而与之全体同流。”这个“生命流行的境界”是不同于西方的一种生命情调,西方文学中的自然与人往往缺乏一种血肉的亲情,自然多被描写成客观的异在之物,缺乏一种与人同情共感的有灵性的生命感。黄春明致力于寻求中西文化的契合点，以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情绪、民族的技巧来创造民族的审美理想,进行了颇有新意的现代性的尝试。在这方面，黄春明和徐复观著《中国艺术精神》以及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探索中国文学、绘画、建筑的艺术精神的努力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