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少年时期和中年时期女性都还有资格、有时间、有精力离家出走，找寻独立自主的生活，那么人到老年，是否依然如此呢？门罗给出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是出走不是目的，也不是最终的结局，她真正关心的依然是出走之后的命运与选择。在《亲爱的生活》里，门罗用了《多莉》这个故事来表明这一态度。
“多莉”其实并不是女主人公的名字。在这个71岁女主人公以第一人称身份所叙述的故事里，她并没有给读者提供自己的确切姓名，只是详细描述了自己的身份：曾经的高中数学老师，现在退休了，以给不知名或长期被忽略的加拿大作家写传记为生（236）。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故事可谓“一位老年艺术家的画像”，所以故事里不乏艺术家的冲动与反思。比如在71高龄时依然觉得“毕竟我还年轻着呢。等到75岁的时候我们再谈这个问题好了。”（235）比如开始撰写传记后，“我很喜欢这种控制感和宁静气氛。只是偶尔在某个下午四点的时分，想要放松一下，有人陪着说说话。”（236）甚至也有些前卫艺术家的做派：比如和已届83岁高龄的伴侣弗兰克林长期同居，而非正式结婚。借用故事中标题人物多莉（后来发现是男主人公弗兰克林的初恋女友，本故事里潜在的第三者）的话说：
“没错吧？现在好多人这么做呢，不是吗？过去的反应是‘哦天，这太糟了吧？’而现在是‘很公平，没啥大不了。’那时候还有人一起住了好多好多年，到最后还是，‘嗯，我们要结婚。’你就想了，为什么呀？而现在，只要想象穿着白婚纱的打扮，就让人笑话，我都要笑死了。” （238-239）
从这段话对传统婚礼的讽刺中不难看到，不论是女主人公，还是多莉，都接受过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否则不会一个在行动上、一个在观念上将未婚同居视若寻常。这段过去与现在的对比，恰恰证明了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入人心。未婚同居如果放在年轻人身上，似乎无可厚非，但是想想本语境中这对耄耋古稀之年的老人，读者不禁会再深入反问一下：难道门罗不是在表明即便年逾古稀，女性一样可以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活出自己想要的方式吗？确实如此，71岁高龄的女叙述者在察觉到自己的爱情生活有可能遭遇第三者，自己可能被爱人背叛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就依然是非常激进的首先维护自身权力的处理方式：离家出走，并且采取了确实的行动——驱车来到另一座小镇的酒店住下，并且邮寄出了绝交信。
但是如果说门罗籍此想要表现的只是女权主义思想在老年女性身上的表现，那就偏离了门罗式女性主义的真实意图。在她看来，离家出走绝非最佳选择与最终结局，不会真正改变一个人：出走后的叙述者“我”在饭店卫生间的镜子“诧异地发现我看上去还是非常像我自己”（249），虽然“我”还幻想着与某个男人偶遇，但这得“是个老男人”，并且“在我脑海里一直能够想到的男人只有弗兰克林”（249），所以做出了激进女权主义反应的女性在思想的深处依然是传统的，固化的，而且出走后的她吃不下东西，“不是食物的错。就是感觉很怪，一个人坐这，一个人吃，有空洞的孤寂感，很不现实”（249）。这是叙述者的感受，更是门罗自己的感受。在她的内心深处，也一定不希望女性是孤独的。这不现实。
所以《多莉》最后的结局是，在外熟睡了一夜的“我”第二天一早重新驱车回到家中。弗兰克林主动与她聊起这件事，告诉她不是因为某个人，只是因为一种氛围，造成了自己对她的忽略，他向她道歉。而她止不住地嚎啕大哭，“我知道现在没事了，但是嚎一下真的很舒服。我找到了新的委屈不平”（252）。虽然哭泣确实依然是女性弱势的表现，但它在这里成为问题得以解决的一种标志。
在深受女性主义思想影响这个方面，前文已经提到，不但女叙述者有行动上的表象，故事里的另一位女性——多莉——受影响也深，其实她的行为更加激进：年轻时的她“晚上空余时间多，就常常出去找乐子，哪个年轻女孩不呢？”后来遇上弗兰克林，二人“渡过了一阵你能想象到的疯狂时光”，“忙得没空读信写信”的她在弗兰克林参战后，“在船上遇上一个男人，就跟他结了婚”，去了英国，后来又因为战争害怕死在英国而重新回到加拿大（243）。在叙述者看来，“她是自己最时髦的选择。她如此全身心地爱着自己”（244）。但是这样完全遵从内心欲望行事的女性最终结果怎样呢？她没有丈夫，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要她放弃吸烟，她不干；另一个女儿和女婿一起因为吸毒贩毒被收监，而她不得不替这位女儿抚养两位外孙女，靠挨家挨户销售化妆品为生（239）。两相对比之下，似乎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也没有获得想象中的幸福生活。
其实，在两性交往的这个问题上，门罗还是强调另一性的重要性。正如故事的末尾所强调的：“事实上，他会做我要他做的任何事。而我站在他的位置上，则不会。……他会听我话。……对于他会愿意这么做，我能感觉到生气与钦佩的复杂心情。这一生就是这么一起过过来的”（254）。也许不只是叙述者和弗兰克林这一生是这么一起过过来的，在其他所有女性那里，一生都是这样在与男性的磕磕绊绊，相互支撑中过过来的。
因此，与《离开马弗里》和《庇护所》一样，《多莉》也通过明暗两条叙事进程的对比和参照让读者意识到了两性交往过程中，激进的女性主义方式未必是最佳选择，两性的和谐相处即便到了生命行将就木的阶段，依然是生活的最主要方式。
严格说来，《多莉》作为门罗（迄今）的最后一部虚构作品，其隐含意义非常深远。除了对老年情感生活的关注，它对两性生活方式的设定与展示似乎也验证了克里斯蒂娜•尼古拉埃斯库（Cristina Nicolaescu）的看法：“影响力更为强大的男性通过在特定的互动中充当典型角色而对女性行为施加压力” (Nicolaescu 2014: 1071)，也就是说，在生命创作的最新阶段里，门罗依然主要是从女性视角看待爱情，但从未忽略男性在互动行为中的重要地位。和谐一生的两性之舞必须是由男女共同参与实施的交互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