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对“儒服”的“再设计”是与其儒者身份的确立同步发生的。
在1595年11月4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里，利玛窦就其改装的“儒服”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由于在中国多年的经验，为办事有成应举止端庄与具有威仪。因此当离开韶州前，已经做好一套漂亮的绸质服装，……即儒者、官吏、显贵者所用，是深紫色近乎墨色绸质长衣，袖宽大而敞开，即袖口不紧缩，在下方镶浅蓝色半掌宽的边，袖口与衣领也镶同样的边，而衣领为僧式，几乎直到腰部。腰束腰带，腰带前中央有两条并行的同样宽飘带，下垂至脚，类似我们的寡妇们所用的。鞋子也是绸质，手工很细。头戴学者所用之帽，有点像主教用的三角帽。在中国各阶层有自己的服饰，用属于阶级的服饰自然增加自己的地位与权威；在初结识某人为友或在节日喜庆宴上，或与官员相会时，非穿属于阶级的服装不可。
通过上述文字，我们若要完整地还原利氏“儒服”的样式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其间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利玛窦的“儒服”并非某一“阶级”所专有，而是同时兼具了儒者（官吏、显贵者）、僧侣及学者等三个具有明显差异性“阶级”的服饰集合：“绸制服装”是“儒者、官吏、显贵者”的，“衣领”是“僧式”的，帽冠是“学者”的。结合游文辉（1575-1630？）绘于1610年的《利玛窦像》以及明代士人的服饰，方可看出利氏的“儒服”是在中国“襕衫”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的产物，既不同于晚明士人的袍服，也与欧洲传教士的修道服迥然有别。
襕衫，是一种圆领（或交领）大袖的长衫。在《三才图会》中，襕衫的样式为“用玉色绢布为之，宽袖，皂缘，帛绦，软巾垂带。”其成衣的过程是“命工部制式以进，上亲视，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绰有古风焉。”据文献资料显示，襕衫最早出现于唐代，当时“常用细布而作，颜色用白，腰间束带，因其于衫下施横襕为裳，故称为襕衫”。襕衫的下摆往往有一横襕，以表示“上为衣、下为裳”，也有不施横襕的做法，称为“直身”或“直缀”。至宋代时，襕衫因其舒适轻便的特性得以在民间盛兴，仕者燕居、告老还乡或低级吏人大多都穿着。到了明代，朱元璋为实现汉文化的复归，下诏明确规定“衣冠悉如唐代形制”，故这一样式历经宋代仍为沿用。对比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五百罗汉图》中的士人“襕衫”以及江苏扬州博物馆藏的“襕衫”实物，可以看出宋明两代的“襕衫”形制其实并无太大差别，而利玛窦及西方传教士口中的“儒服”则在此基础上就三处细节部分做了改动。
其一为衣领。扬州博物馆藏提供的“襕衫”衣领为圆形领口，领襟的边缘为黑色的镶边，《三才图会》中的“襕衫”也提供了与此样式相一致的衣领，不同的是《三才图会》中的衣领在领口的上部露出了内衬的白色小竖领。这种样式的领口在宋明两代士人放浪形骸的画像里极为普遍。如《五百罗汉图》中的士人衣领所示，圆形的衣领镶着黑色的领边，环绕着颈部，内衬的白色竖领在黑色领边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清爽，内衬左右祍的松散式相交隐约可见，在士人手持纸笔的动态形体掩映下随性、洒脱。而利玛窦的衣领则不同。他采用了明代非士人的衣领样式，用利氏自己的话说是“僧式”，其镶边为白色短边，而非“襕衫”的皂色一“镶”到底。从《五百罗汉图》中的僧侣形象，可以看出利氏对其衣领样式大致的沿袭。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将“僧式”衣领的黑白双色较窄镶边改为了白色“半掌宽”的宽边，将左衽与右衽的相交处从胸前区提高到接近颈部的位置，与明末著名士人陈继儒的做法极为相似。其“僧式”衣领的套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利玛窦对传教士这一真实身份的部分保留。